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令人对之肃然；吴竹如窦兰泉之精义，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吴子序邵惠西之谈经，深思有辨；何子贞之谈字，其精妙处，无一不合，其谈诗尤最符契。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兹抄二叶付回，与诸弟阅。冯树堂陈岱云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镜海先生，吾虽未尝执贽请业，而心已师之矣。
吾每作书与诸弟，不觉其言之长，想诸弟或厌烦难看矣。然诸弟苟有长信与我，我实乐之，如获至宝，人固各有性情也。
余自十月初一起记日课，念念欲改过自新；思从前与小珊有隙，实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门谢罪。恰好初九日小珊来拜寿，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谈。十三日与岱云合伙，请小珊吃饭，从此欢笑如初，前隙盖释矣。近事大略如此，容再读书。国藩手具。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公元1842年11月28日）
【译文】
诸位贤弟足下：
四弟来信写得很详细，他发奋自励的志向，流露在字里行间。但一定要出外找学堂，这是什么意思？不过说家塾学堂离家里太近，容易耽搁，不如外出比较清静。然而出外从师，自然没有耽搁。如果是出外教书，那耽搁起来，比在家塾里还厉害。
况且真能发奋自立，那么家塾可以读书，就是旷野之地，热闹之所，也可以读书，背柴放猪，都可以读书。如不能发奋自立，那么家塾不适合读书，就是清净之所，神仙之地，都不适合读书，何必要选择处所，何必要选择时间，只要问自己：自立的志向是不是真的。
六弟埋怨自己的命运不佳，我也深以为然。但只是小试失利，就发牢骚，我暗笑他志向太小而心中忧虑的不大，君子的立志，有民为同胞、物为同类的器量，有内修圣人之德，外建王者之功，然后才不负父母所生，不愧为天地间的一个完人。所以他所忧虑的，是因自己不如舜帝，不如周公而忧虑，以德不修、学不成而忧虑。所以，顽固的刁民不能感化，则忧；外夷侵扰我中国，则忧；小人在位，贤人被困，则忧；匹夫匹妇没有得到自己的恩泽，则忧。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悲天命而悯人困窘，这是君子的忧虑。如果是一个人的屈和伸，一家人的饥和饱，世俗所说的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本无暇顾及到这些。六弟受挫于一次小试，便自称命运不佳，我暗笑他所忧的东西大小了。
人若是不读书也就算了，既然自己称作读书人，则必须研读《大学》。《大学》的纲领有三个方面：弘扬光明正大的德行、让民众弃旧图新、抵达最完善的境界。这三个方面都是我的分内之事。倘若读书不能联系到自身，说这三方面与我毫不相关，那么读书有什么用？即便能写文章能赋诗，自以为博雅，也只能算一个识得字的养猪奴而已，怎能称得上明理有用的人呢？朝廷以科举文体来考取士人，也是说他能代圣贤立言。必须要能够知圣贤所知的道理，做圣贤所做的事情，能够做官管理民众，修炼自身给僚属做出表率。倘若将明德、新民视为分外之事，即使能写文章能赋诗，而于修炼自身治理百姓的道理茫然不讲，朝廷用这样的人做官，与用养猪奴做官，有什么区别？
如此说来，既自称读书人，那么《大学》的纲领，都是自己切身之事就很清楚了。它的条目有八点，在我看来，需要用功的地方，仅两点而已：一点叫做格物，一点叫做诚意。格物，是努力求知上的事。诚意，是努力践行上的事。物是什么？即所谓从源起到结局、从本质到现象的事物。躯体、心灵、意愿、知识、家庭、国家、天下，都是物，天地万物都是物，日常做的事情也都是物。格是什么？就是针对物而深究它的道理。比如说，侍奉双亲早晚问候，这是物，探究它之所以要早晚问候的道理，即格物；侍奉兄长跟随兄长，这是物，探究之所以要跟随兄长的道理，这就是格物：我的心灵，这是物，探究我之所以存有这样心灵的道理，又推广开来探究通过省察涵养来存有完善心灵的道理，即格物；我的身体，这是物，探究我的敬惜自身的道理，又推广开来探究通过立姿恭肃坐姿端庄等方式来敬惜自身的道理，这就是格物；每天所读的书，句句都是物，切合自身体验，根究它的道理，这就是格物。这些都是努力求知上的事。诚意，即将所知的道理努力践行，这就是不欺骗自己。知道一句，便践行一句。这就是努力践行上的事。这两个方面齐头并进，普通的学问在这里，高深的理论也在这里。
我的朋友吴竹如格物工夫很深，一事一物，都要寻求它的道理。倭艮峰先生诚意工夫很严，每天有日课册子。一天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都记载下来。字都是正楷。三个月就订一本，从乙未年起，已订了三十本。因他慎独严格，虽出现妄念偶动，必定即时克服，写在书上。所以他读的书，句句都是切合自身的良药，现将艮峰先生日课，抄三页寄回，给弟弟们看。
我从十月初一日起，也照艮峰的样，每天一个念头一件事情，都写在册子上，以便随时看见了加以克服，也写正楷。冯树堂和我同一天记起，也有日课册子。树堂非常虚心，爱护我如同兄长，敬重我如同老师，将来一定有所成就。我向来有不能持之以恒的毛病，从写日记本子开始，可以保证一生有恒心了。这是因为明师益友，一重又一重挟持我，只能进不能退。本想抄我的日课册给弟弟们看，今天镜海先生来，要将本子带回，所以来不及抄。十一月有信差，准定抄几页寄回。
我的益友，如倭艮峰的庄重严谨，令人肃然起敬；吴竹如、窦兰泉的精研究义，一言一事，定求根蒂；吴子序、邵蕙西谈经、深思明辨；何子贞谈字，其精妙处，无一不恰，尤其是谈诗最为切要。子贞很喜欢我的诗，所以我从十月以来，已作了十八首，现抄两页寄回，给弟弟看。冯树堂、陈岱云立志，急切追求却不惶促，也是良友。镜海先生，我虽然没有带着礼物去请求授业，而心里早已师从他了。
我每次写信与诸位弟弟，不觉写得长，我想诸位弟弟或者厌烦不想看。但弟弟们如有长信给我，我实在很快乐，如获至宝，人真是各有各的性情啊！
我从十月初一日起记日课，念念不忘想改过自新。回忆从前与小珊有点嫌隙，实在是一时的气愤，不近人情，当即想登门谢罪。恰好初九日小珊来拜寿，当天晚上我就到小珊家谈了很久。十三日与岱云合伙，请小珊吃饭，从此欢笑如初，嫌隙尽释。近来的事大致这样，容我以后再写，兄国藩手具。
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力就是一分学问
澄侯、叔淳、季洪三弟左右：
五月底连接三月一日、四月十八两次所发家信。
四弟之信具见真性情，有困心横虑、郁积思通之象。此事断不可求速效，求速效必助长，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只要日积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终久必有豁然贯通之候，愈欲速则愈锢蔽矣。
来书往往词不达意，我能深谅其苦。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悌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污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贤弟性情真挚，而短于诗文，何不日日在“孝悌”两字上用功？《曲礼》《内则》所说的，句句依他做出，务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若诗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计，即好极，亦不值一钱。不知贤弟肯听此语否？
科名之所以可贵者，谓其足以承堂上之欢也，谓禄仕可以养亲也。今吾已得之，即使诸
弟不得，亦可以承欢，可以养亲，何必兄弟尽得哉？贤弟若细思此理，但于孝悌上用功，不于诗文上用功，则诗文不期进而自进矣。
作字总须得势，务使一笔可以走千里。三弟之字，笔笔无势，是以局促不能远纵。去年曾与九弟说及，想近来已忘之矣。九弟欲看余白折，余所写折子甚少，故不付。大铜尺已经寻得。付笔回南，目前实无妙便，俟秋间定当付还。
去年所寄牧云信未寄去。但其信，前半劝牧云用功，后半劝凌云莫看地仙，实有道理。九弟可将其信抄一遍，仍交与他，但将纺棉花一段删去可也。地仙为人主葬，害人一家，丧良心不少，未有不家败人亡，不可不力阻凌云也。至于纺棉花之说，如直隶之三河县、灵寿县，无论贫富男女，人人纺布为生，如我境之耕田为生也。江南之妇人耕田，犹三河之男人纺布。湖南如浏阳之夏布、祁阳之葛布、宜昌之棉布，皆无论贫富男妇，人人依以为业，此并不足为骇异也。第风俗难以遽变，必至骇人听闻，不如删去一段为妙。书不尽言，容后再叙。
国藩手草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 公元1843年7月3日）
【译文】
澄侯、叔淳、季洪三弟左右：
五月底接连收到三月一日、四月十八日所发的两封家信。
四弟的信，字里行间洋溢着真情实意，一派受困遇阻忧郁层积而亟欲通畅的景况。只是这样的事绝不能求速成，求速成必如拔苗助长，不只无益，而更有害。只要日积月累，好比愚公移山，终会有豁然贯通的时候，越急于求成越会被禁锢遮蔽。
来信往往词不达意，我深深体谅你的难处。现在的人都把“学”字看错了，如果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部分学问就在家庭日常生活之中了。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力就是一分学问，尽十分力就是十分学问。如今人学习都是为了科举功名，对于孝悌伦理规则的大道理，反而好似和书不相关。却不知书上所记载的，写文章时替圣贤说的，不过是要讲明这个道理。倘若事事做得好，即便笔下说不出又何妨！倘若事事不能做，并且有负于伦理纲纪的大道理，即便文章写得再好，也只可算是个名教中的罪人。贤弟性情真诚，诗文并没进步，何不每日在“孝悌”两字上用功？《札记》中《曲礼》《内则》章所讲的，句句照做，务必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舒心，其下兄弟妻儿都睦然有情，井然有序，才真是大学问。如诗文不好的小事，不足以挂心，即便写得再好，也不值一文，不知贤弟肯听这话吗？
科举功名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得到后足以使长辈高兴，可以用官俸供养双亲。现在我已得了功名，即使各位兄弟得不到功名，也可以让长辈满足，可以供奉双亲，何必大家都要得功名呢？贤弟如果仔细想一下这个道理，就在孝悌上用功，不必在诗文上多费工夫，那么在诗文方面则会出人意外地长进。
凡写字总须有笔势，务必做到一笔运行可走千里。三弟的字，笔笔无势，故此局促而不能放纵奔远。去年曾与九弟讲到这个问题，估计近日已忘记了。九弟想看我写的白折。我所写的折子很少，就不寄了。大铜尺已找到。寄笔回家，目前实在没有便利的机会，等秋天一定寄回来。
去年写给牧云的信未有发出，信中的前半部分是对牧云进行劝勉，后半部分劝凌云莫看地仙，这是有道理的。九弟可把此信重写一遍，仍交给他，不过要把纺棉花一段去掉。地仙为人处理丧葬之事，害人一家，亏良心不少，没有不致人家破人亡的，因此不能不用力劝阻凌云。关于纺棉花一事，如直隶的三河县、灵寿县，不管贫富男女，人人以纺布为生，好像我们家乡人人以种地为生一样。江南妇人种田，好比三河男人纺布。湖南如浏阳的夏布、祁阳的葛布、宜昌的棉布，也都是无论贫富男女，人人以此为业，不值得为之吃惊。各地的风俗很难一时就会改变，必然会骇人听闻，不如删去这一段为好。书不尽言，容后再叙。
国藩手草
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
四位老弟左右：
昨廿七日接信，畅快之至，以信多而处处详明也。四弟七夕诗甚佳，已详批诗后。从此多作诗亦甚好，但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耳。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发吾狂言者。但人事太多，故不常作诗，用心思索，则无时敢忘之耳。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馀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昔某官有一门生为本省学政，托以两孙，当面拜为门生。后其两孙岁考临场大病，科考丁艰，竟不入学。数年后两孙乃皆入，其长者仍得两榜。此可见早迟之际，时刻皆有前定，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万不可稍生妄想。六弟天分较诸弟更高，今年受黜，未免愤怨，然及此正可困心横虑，大加卧薪尝胆之功，切不可因愤废学。
九弟劝我治家之法，甚有道理，喜甚慰甚！自荆七遣去后，家中亦甚整齐，问率五归家便知。书曰：“非知之艰，行之维艰。”九弟所言之理，亦我所深知者，但不能庄严威厉，使人望若神明耳。自此后当以九弟言书诸绅而刻刻警省。季弟天性笃厚，诚如四弟所云“乐何如之”。求我示读书之法及进德之道，另纸开示。余不具。
国藩手草
（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公元1844年10月10日）
【译文】
四位老弟左右：
昨天，即二十七日接到来信，畅快极了，因为回信多而所写的事处处详细明白。四弟的七夕诗很好，意见已详细批在诗的后面。从此多做诗也很好。但要有志有恒，才有成就。我对于诗也下了工夫，只恨当世没有韩昌黎和苏东坡、黄庭坚一辈人，可以同他们说出我的狂言。但人事应酬大多，所以不常作诗。用心思索，那还是时刻不忘的。
我们这些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件事靠得住。进德，指孝、梯、仁、义的品德；修业，指写诗作文写字的本领。这两件事都由自己作主，得进一尺，便是我自己的一尺；得进一寸，便是我自己的一寸。今天进一分德，便可算是积了一升谷；明天修一分业，又算存一分钱。德和业并进，那么家业就一天天兴起。
至于功名富贵，都由命运决定，一点也不能自主。过去某官员有一个门生，为本省学政，便把两个孙儿托他帮忙，当面拜做门生。后来那两个孙儿在岁考前大病一场，到了科考又因家丧守孝，不能入学。几年后，两人才都入学，大的还举人、进士两榜连中。可见功名的迟早及得中的时间都是天生命定。能否尽力在我，能否考中听天由命，万万不要产生妄想。六弟天分比诸位弟弟更高些，今年没有考取，不免气愤埋怨。但到了这一步应该自己静心反省，狠下卧薪尝胆的工夫，切不可以因气愤而废弃学习。
九弟劝我治家的方法，很有道理，很高兴很安慰！自从荆七打发走以后，家里也还整齐，等率五到家后一问便知。《书》曰：“不是认识难，而是实行更难。”九弟所说的道理，也是我所深知的，但不能庄严威厉，使人望着像神明一样可畏。自此以后，当以九弟的批评当作座右铭，时刻警惕反省。季弟天性诚笃厚重，正像四弟说的：快乐无比！要我指示读书方法和进德的途径，我另外写信。其他不多写。
国藩手草
欲为孔孟，必成孔孟
四位老弟足下：
自七月发信后，未接诸弟信，乡间寄信，较省城寄信百倍之难，故余亦不望。然九弟前信，有意与刘霞仙同伴读书，此意甚佳，霞仙近来读朱子书，大有所见，不知其言语容止，规模气象如何？若果言动有礼，威仪可则，则直以为师可也，岂特友之哉？然与之同居，亦须真能取益乃佳，无徒浮慕虚名；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毫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有与于我哉？
去年温甫欲读书省城，我以为离却家门局促之地，而与省城诸胜己者处，其长进当不可限量，乃两年以来，看书亦不甚多，至于诗文，则绝无长进，是不得归咎于地方之促也。
去年余为择师丁君叙忠，后以丁君处太远，不能从，余意中遂无他师可从。今年弟自择罗罗山改文，而嗣后杳无消息，是又不得归咎于无良友也。日月逝矣，再过数年，则满三十，不能不趁三十以前，立志猛进也。
余受父教，而余不能教弟成名，此余所深愧者。他人与余交，多有受余益者，而独诸弟不能受余之益，此余所深恨者也！今寄霞仙信一封，诸弟可抄存信稿而细玩之，此余数年来学思之力，略具大端。
六弟前嘱余将所作诗抄录寄回，余往年皆未存稿，近年存稿者，不过百余首耳，实无暇抄写，待明年将全本付回可也。国藩草。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 公元1844年10月30日）
【译文】
四位老弟足下：
自七月发信以后，没有接到弟弟们的信。乡里寄信，比省城寄信要难百倍，所以我也不望。然而九弟前次信中说他有意与刘霞仙结伴读书，这个想法很好。霞仙近来读朱子的书，大有所见，但不知道他的谈吐举止、规模气象怎样？如果确实言行有礼，威仪可为表率，那么直接他拜他为师也可以，哪里只限于同他做朋友呢？只是与他同住，也要真能受益才好，不要徒然仰慕人家的虚名。一个人假若能自己立志，那么，圣贤豪杰，什么事情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想具有仁，仁便到了。我要做孔、孟，那就日夜孜孜以求，惟有孔、孟才是所学，谁又能挡得了我呢？如果自己不立志，那么虽说天天与尧、舜、禹、汤同住，也自然他是他，我是我，于我何有？
去年温甫想到省城读书，我以为离开家庭狭小天地，而与省诚那些强过自己的人相处，进步一定不可限量的。两年以来，看书也不很多，至于诗文，则绝没有长进，因而不得归咎于天地的局促。
去年我为他选择丁君叙忠，后来因丁君处大远了，不能够随从，我意中便没有其他老师可从了。今年弟弟自己选择罗罗山改文，以后却杳无消息，这又不得归咎于没有良师益友。时光飞逝，再过几年，就满三十，不能不趁三十岁以前立志猛进。
我受父亲教育，而不能教弟弟成名，这是我深感惭愧的。别人与我交，多数受到我的益处，而惟独几位弟弟不能受益于我，这又是我深感遗憾的。今寄霞仙信一封，各位弟弟可抄下来细细把玩，我数年来学习思考所下的力量，大抵都在这里了。
六弟以前嘱咐我把作的诗抄录寄回，我往年都没有存槁，近年存了稿的，不过百多首。实在没有时间抄写，等明年把全本付回好了。
国藩草
第7章 读书篇（6）
六、要做出如火如荼的文章
【题解】
本篇选取了曾国藩于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公元1844年6月27日）和同治元年八月初四日（公元1862年8月28日）分别写给四位弟弟和儿子纪泽的两封信。
将相隔十八年的两封信辑在一起，是因为二信都是谈文章的运气、行气的。
在给弟弟们的信中，曾国藩谈了四弟的文章，指出其词句多不圆足，文笔也平沓不超脱的毛病。然后提出一个观点：平铺直叙最为作文所忌，要求四弟痛加改掉。
而着力最多的则是对六弟文章的评价与期许。曾国藩不无遗憾地指出：六弟之文词意平庸，没有才气峥嵘之处，不是他心目中的温甫。以六弟的不凡天姿，这时作文，当求议论纵横，才气奔放，做出如火如荼的文章，将来也许有所成就。这其实是在讲文章的行气的，诸如议论纵横、才气奔放、如火如荼，都是强调文章要写出气来，即写出一种生命的昂扬与能量。这种思想，经过十八年的酝酿，在给儿子纪泽的信中，则已经明确成了一个重要美学命题，即行气是文章的第一义。曹丕就说过：“文以气为主”。所谓气，其实是指作家生命力与创造力。文章写出气的运行才到了境界。他让儿子认真体会司马相如、杨雄的跌宕起伏与韩愈的倔强，尤其先在韩愈的倔强方面揣摩一番，从中领会气在文章中的运行。不过，我们必须清楚，这实际上是曾氏看出儿子性情偏柔，雄健不足的一面，有意让儿子在行气上加强自己。至于前信中他对六弟的期许，则是着眼于六弟的应考，他告诫六弟，如果文章没有气，一鳞半爪，文意浅显，格调卑微，就是被录用，也当自惭文章太浅薄不堪了。如果不被录用，那又文章与功名两方面都失掉了。他提醒六弟今年入学固然很妙，万一不入，应当尽弃前功，一心学习先辈大家的文章。曾国藩特别强调不要一味地做那些应试之题，以免贻误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