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及其著作进入曾国藩的视野，也许始于唐鉴先生的影响，因为曾国藩初入翰林院，曾师事唐鉴，唐鉴十分服膺王夫之的学识，在他的《国朝学识小案》中专设《船山学案》，而《国朝学识小案》一书经由曾国藩校对与刻印，并写下《书学识小案后》一文。其后也许与湘军核心人物之一郭嵩焘有关，郭氏早在元丰初年就开始认真研读王船山的著作。而曾国藩与郭嵩焘交往密切，他之所以能够奉旨帮办湖南团练，有赖于郭氏的力劝，由此走上创办湘军，平定叛乱之路，最终成就平灭太平军的赫赫事功。
当然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急迫的现实需求。从曾国藩的日记中可知，曾国藩研读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始于同治元年十月，这时正值同太平军的战争趋向高潮之际，从地理位置上，与王船山所论三国时刘备、诸葛亮、鲁肃等都是处于长江东南沿线，曾国藩正是借助王船山精辟的史论，来映照眼下的现实，以寻求恰切对策。及至同治三年七月攻克太平军总部金陵后，于次年五月又很快转赴山东剿灭捻军的战场，曾国藩除了继续研读《通鉴论》外，又进一步研读《宋论》，从王船山对历代农民战争中的游击战术的总结中，学习应对捻军之策。
不过曾国藩绝非一位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者，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及内圣外王宏大抱负的曾国藩，从更高更深的层次读懂了王船山的价值，诚如他文中所说：从孔子到孟子都是“仁礼并称，这是因为圣王所用来平息天下为私欲而肆意进行的争斗，从内在而言没有比讲求仁爱更重要的，从外在而言没有比实行礼制更急迫的了。”而王船山恰是在深深隐遁的日子里，于“荒山之中，破床之上，常年努力不懈，以研求所谓哺育万物的仁心与经邦济世的礼仪。”
此外还有一点原因，那便是曾国藩亲手打造的湘军，无疑有着极强的地域性，王船山作为湘籍前贤，很容易进入湖南人的视野，从唐鉴、郭嵩焘到曾国藩都是湖南人，于是，王船山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一面旗帜在湘军中被高高扬起。而其间最有力最切实的工作，便是《王船山遗书》的刊刻，这不能不归功于曾国藩与九弟曾国荃以及刘毓松父子的巨大付出。曾氏兄弟在湘军幕府中专设编书局，聘请家学渊源的刘氏父子主持，其间曾国藩本人则于百忙之中做了大量的校阅、订正的工作，并写下了这篇序文。
王船山先生遗书，同治四年十月刻竣，凡三百二十二卷。国藩校阅者，《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注》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诗》、《春秋》诸经稗疏考异十四卷，订正讹脱百七十馀事。军中鲜暇，不克细紬全编，乃为序曰：
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自孔孟在时，老庄已鄙弃礼教。杨墨之指不同，而同于贼仁。厥后众流歧出，载籍焚烧，微言中绝，人纪紊焉。汉儒掇拾遗经，小戴氏乃作记，以存礼于什一。又千余年，宋儒远承坠绪，横渠张氏乃作《正蒙》，以讨论为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昔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
先生名夫之，字而农，以崇祯十五年举于乡。目睹是时朝政，刻核无亲，而士大夫又驰鹜声气，东林、复社之徒，树党伐仇，颓俗日蔽。故其书中黜申韩之术，嫉朋党之风，长言三叹而未有已。既一仕桂藩，为行人司。知事终不可为，乃匿迹永、郴、衡、邵之间，终老于湘西之石船山。
圣清大定，访求隐逸。鸿博之士，次第登进。虽顾亭林、李二曲辈之艰贞，征聘尚不绝于庐。独先生深閟固藏，邈焉无与。平生痛诋党人标谤之习，不欲身隐而文著，来反唇之讪笑。用是，其身长遁，其名寂寂，其学亦竟不显于世。荒山敝榻，终岁孳孳，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先生没后，巨儒迭兴，或攻良知捷获之说，或辨易图之凿，或详考名物，训诂、音韵，正《诗集传》之疏，或修补三礼时享之仪，号为卓绝。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虽其著述大繁，醇驳互见，然固可谓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已。
道光十九年，先生裔孙世全始刊刻百五十卷。新化邓显鹤湘皋实主其事。湘潭欧阳兆熊晓晴赞成之。咸丰四年，寇犯湘潭，板毁于火。同治初元，吾弟国荃乃谋重刻，而增益百七十二卷，仍以欧阳君董其役。南汇张文虎啸山、仪征刘毓嵩伯山等，分任校雠。庀局于安庆，蒇事于金陵。先生之书，于是粗备。后之学者，有能秉心敬恕，综贯本末，将亦不释乎此也。
【译文】
王船山先生的遗书，于同治四年十月刻印完毕，共三百二十二卷。国藩校阅的部分是：《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注》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诗》、《春秋》各种经籍、轶闻、注疏的考异十四卷，共订正错误、遗漏的地方一百七十多处。军中很少闲暇时间，不能细加总理全编，特作如下这篇序文：
从前，孔子用美好的语言阐发仁的内涵，用通用的语言执守礼制。孟子同样仁礼并称，这是因为圣王所用来平息天下为私欲而肆意进行的争斗，从内在而言没有比讲求仁爱更重要的，从外在而言没有比实行礼制更急迫的了。自孔孟在世的时候，老子和庄子就已经鄙弃礼教。杨朱的“为我”和墨子的“兼爱”尽管涵义不同，但共同之处都在于毁弃仁爱。其后各种观点纷然涌现，著书立说，竞相传播，最终落得个被一把火烧掉的下场，从此精微深刻的论述中途断绝，人间的纲纪也就乱了。汉代的儒者搜集遗留下来的经籍，小戴戴圣作了《礼记》，保存了礼的十分之一的篇目。又经历一千多年，宋代的儒者远承已经很不景气的余脉，陕西横渠的张载作了《正蒙》，来讨论实行仁的途径。船山先生为《正蒙》作了几万字的注，为《礼记》作了几十万字的注，将隐含在民间同源而异彩的各种风物风情，同显明的纲常礼法联系起来，以期将祸乱消泯在未形成之时。其对于古人明体达用、扎实进步的主张，往往十分接近。
先生名夫之，字而农，于崇祯十五年乡试中举。目睹当时的朝政，考核苛刻而没有亲情，而士大夫又以讥议朝政而邀名，东林、复社之辈，各自结党而互相攻伐，此种衰颓的习俗日益遮蔽了朝野。故此，先生在书中贬斥以申韩为代表的法家的主张，嫉恨朋党的恶劣风气，抨击之词往往长篇大论，却又忍不住再三叹息，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下去。曾入桂王府任行人司的官员。知道抗清事业最终不会成功，便隐匿于永、郴、衡、邵一带，最后于湘西的石船山辞别人世。
圣明的清朝大局稳定以后，便四处访求隐逸的人才。学问渊博的人士，依次被荐举选拔上来。尽管像顾亭林、李二曲等人那样的坚贞不仕，但朝廷的征聘还是络绎不绝地来到他们的住所。惟独先生深深隐藏自己的行止，令朝廷找不到他的踪影。平生无情地揭露党人所竞相标谤的恶习：说自己不想通过隐逸而博取文名，还要反过来予以嘲笑。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他才长期隐遁，致使他名字在世上寂寂无闻，他的学说也终身不显于世。荒山之中，破床之上，常年努力不懈，以研求所谓哺育万物的仁心与经邦济世的礼仪。所研究的范围，穷尽了世间万事万物，却于千变万化之中最终寻求到它们的本原；而对于这种研究心得，即便历百世都不为人知，自己也不感到遗憾。先生谢世以后，巨儒更迭兴起，有的攻击良知可通过捷径获取的学说，有的论辨河图、洛书等关于易的各种图形的确凿，有的详细考证名物，研求文字音韵，订正关于《诗集传》的注解文字，有的修补有关“三礼”中现时所用的仪礼，都号称卓绝。然而这些，先生都早在他们的前头就已经涉猎，与后贤们的研究十分契合。尽管他的著述特别繁多，难免精纯与驳杂纠结在一起，但是却完全称得上是广求学问而恪守礼法、独立不羁却承担道义的君子。
道光十九年，先生的后世子孙王世全开始刊刻先生文集一百五十卷。实际刊刻事宜是由湖南新化的邓显鹤（湘皋）先生主持，并得到湘潭欧阳兆熊晓晴先生的赞成。咸丰四年，贼寇侵犯湘潭，印版毁于战火。同治初年，我九弟曾国荃又谋划重新刊刻，又增加了一百七十二卷，刊刻过程仍请欧阳兆熊先生监管。南汇的张文虎（啸山）、仪征的刘毓嵩（伯山）等诸位先生，分别负责校勘。在安庆开始筹备，最终在金陵完成。先生书籍，因而大抵具备。后世的学者，如果有谁怀着一颗恭敬的心，想要理清王学体系的根本与全貌，也将离不开这一文集的帮助。
第12章 做人篇（1）
一、精神愈用而愈出，智慧愈苦而愈明
【题解】
本篇选取自咸丰七年十月至咸丰八年五月曾国藩写给九弟曾国荃的十四封信中的部分内容。
考察曾国藩有关做人的思想与观念，几乎清一色的低调，惟独在这一段时间内则表现出罕见的高昂进取之态。
这是基于一个特殊的背景，即曾国藩请求终制获准，在家守孝，而九弟曾国荃则在军中效命。
从读书部分可知，曾氏对自己有一个很高的期许，即内圣外王。内圣取决于自己，但外王则有赖于朝廷，因为帝制之下，一切政治资源都被朝廷垄断，离开朝廷的任用，将寸功难立。曾国藩于咸丰二年年底母丧居家期间接到帮办湖南团练的圣旨，由此走上自创湘军平灭太平军的道路。由于受到咸丰皇帝的猜忌，不授给他实权，只能以在籍虚衔的身份，艰难行事，诸如招兵、选将、购置武器，特别是筹集军饷，同地方实权派势力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曾国藩被搞得焦头烂额，活像一头被困在笼中的躁兽。正在这时，他父亲的去世救了他，他立刻上疏请求回家守孝，而且不等皇帝回复，便扔下军队，迳回湖南老家。皇帝当然不准，催他返军，他便趁机向皇帝倾倒苦水，以期得到皇帝的体谅，授予他实权。没想到，皇帝见太平军内部出现分裂，以为没有曾国藩也照样平乱，便批准了曾国藩的请求。曾国藩一下子被晾在那里，他千辛万苦创建了湘军，重创了了太平军，最后胜利的桃子却被别人轻松摘走，曾国藩越想越不是滋味，特别是这等千载难逢的建立事功、实现外王理想的机会就这样与自己失之交臂，曾国藩实在是不甘心。但是君命如山，臣只能忍受，不止无力回天，更被抛进巨大的尴尬与遗憾之中。
幸好还有九弟，九弟曾国荃还在军中，曾国藩将自己不能实现的理想便全部寄托在九弟的身上。他重新打起精神，他要将九弟塑造成另一个自己。塑造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曾国藩调动起全部生命能量，通过来往书信，对九弟实施培育与雕琢。
他首先将九弟推上一个道义与责任的制高点上：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无论是对兄长还是对父亲、对家族都是责无旁贷。他一改过去对弟弟的严厉和苛责，采用正面鼓励、夸赞的方式，譬如借用别人对九弟的赞美，甚至不惜贬低自己的才德，反省自己的教训，以此激发九弟的精神，启迪九弟的智慧。他对九弟说：精神愈用而愈出，智慧愈苦而愈明。
如果说精神主要靠激励，那么智慧则更需要扎扎实实地引导与教诲。这方面显示出曾国藩执着、坚韧与耐心的优点，也昭示出曾国藩的真才实学。从这些信中，我们可看到，他是从如何做将领、如何做人，如何同地方政要以及乡绅相处等各个方面，苦口婆心地加以提醒、劝诫。尤其是如何做将领，可谓周到、细腻，细微到具体依赖哪个营垒作为骨干、城外扎营与城之间的距离、侦察敌情与哨探地理等。
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缺一不可
沅甫九弟左右：
吉字中营尚易整顿否？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弟之综理密微，精力较胜于我。军中器械其略精者，宜另立一簿，亲自记注，择人而授之。古人以铠仗鲜明为威敌之要务，恒以取胜。刘峙衡于火器亦勤于修整，刀矛则全不讲究。余曾派褚景昌赴河南采买白蜡杆子，又办腰刀分赏各将弁，人颇爱重。弟试留心此事，亦综理之一端也。至规模宜大，弟亦讲求及之，但讲阔大者，最易混入散漫一路，遇事颟顸，毫无条理，虽大亦奚足贵？等差不紊，行之可久，斯则器局宏大，无有流弊者耳。顷胡润之中丞来书赞弟，有曰“才大器大”四字，余甚爱之。才根于器，良为知言。
（咸丰七年十月初四日与九弟国荃书 公元1857年11月19日）
【译文】
沅甫九弟左右：
吉字中营还容易整顿吧？自古以来成就大事业的人，规模远大和综理密微两方面缺一不可。弟弟的综理密微，精力超过了我。军中器械，稍精良的，要另外建立一个账簿，亲自记录注明，选择适当的人授给使用。古人打仗，以铠仗鲜明威慑敌人，常常容易取胜。刘峙衡对于火器勤于修整，对刀矛却完全不讲究。我曾经派褚景昌去河南采买白蜡杆子，又办腰刀，分赏各将兵，他们都很爱重。弟弟也可试一试，留心这件事，也是综理的一方面。至于说到规模宜大，弟弟也应讲求。但说到场面大，最容易流向散漫一路，遇到事情漫不经心，毫无条理，那么虽说大又有什么用呢？事情繁多却有条不紊，规矩明确行之可久，那么即使局面宏大，也没有流弊产生。胡润之中丞来信称赞你，信中有“才大器大”四字，我感到很高兴。才能的根本是器量，这真是了解你的话啊！
进兵须由自己作主
沅浦九弟左右：
弟此刻到营，宜专意整顿营务，毋求近功速效。弟信中以各郡往事推度，尚有欲速之念。此时自治毫无把握，遽求成效，则气浮而乏，内心不可不察。进兵须由自己作主，不可因他人之言而受其牵制，非特进兵为然，即寻常出队开仗，亦不可受人牵制。应战时，虽他营不愿，而我营亦必接战；不应战时，虽他营催促，我亦且持重不进。若彼此皆牵率出队，视用兵为应酬之文，则不复能出奇制胜矣。五年吴城水师，六年抚州瑞州陆军，皆有牵率出队之弊，无一人肯坚持定见，余屡诫而不改。弟识解高出辈流，当知此事之关系最重也。
宝勇本属劲旅，普副将所统太多，于大事恐无主张，宜细察之。黄南坡太守有功于湖南，有功于水师，今被劾之后，继以疾病，弟宜维持保护，不可遽以饷事烦之。逸斋知人之明，特具只眼，豪侠之骨，莹澈之识，于弟必相契合，但军事以得之阅历者为贵，如其能来，亦不遽宜主战事。
各处写信自不可少，辞气须不亢不卑，平稳惬适。余生懒于写信，开罪于人，故愿弟稍稍变途辙。在长沙时，官场中待弟之意态，士绅中夺情之议论，下次信回，望略书一二，以备乡校之采。
（咸丰七年十月初十日与九弟国荃书 公元1857年1月25日）
【译文】
沅浦九弟左右：
弟在这时到军营中，应专心整顿营务，不要追求近功速效。弟信中根据各地以往经验，还有想求速效的念头。当自己营务的事还毫无把握，就立刻追求地方上的事有成效，那么就会心气浮躁而容易困乏，弟心中不可不明白这一点。进兵必须由自己做主，不可受他人言语牵制。应当作战时，即使别的营垒不愿意出战而我的营垒也一定要接战，不应该交战时，即便其他营垒催促，我营也要暂且持重而不进兵。如果相互都牵连出兵，将用兵看成是写应酬文章，那就再也不能出奇制胜了。五年吴城水师，六年抚州、瑞州陆军，都有牵连出兵的弊病，没有一个人肯坚持己见，我多次告诫他们还是不改。弟的见识见解高出一般人，应当知道这种事的关系非常重要。
宝勇本来属于劲旅，普副将所带领的人数太多，遇到大事恐怕没有主张，应该仔细观察他。黄南坡太守有功于湖南，对水师有功，现在被弹劾，之后又得了病，弟应当尽力维护他，不可以马上因为筹饷的事情麻烦他。逸斋有知人之明，慧眼独具，豪侠的骨气，透彻的见识，与弟肯定会互相投合。但军事是以有阅历经验的人为贵，如果他能来，也不应当立即让他主持战事。
给各处写信自是不可缺少的事，辞气必须不亢不卑，平稳适宜。我生平因懒于写信得罪过人，所以希望弟稍稍改变路数。在长沙时，官城中对待弟的态度，士绅中关于弟夺情的讥讽议论，下次回信，希望大略写上一二，用以准备乡校采纳。
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毫无安排算计
沅浦九弟左右：
前信言牵率出队之弊，关系至重。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敌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诫诸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打仗而毫无安排算计。”此刻吉安营头太多，余故再三谆嘱。
（咸丰七年十月十五日与九弟国荃书 公元1857年11月30日）
【译文】
沅浦九弟左右：
前信说到牵连出兵的弊端，关系极为重大。凡是和贼相持日久，最要戒备的是浪战。兵勇因为浪战而不认真对待，不认真就会疲乏；贼匪因为浪战而变得狡猾，狡猾就会精巧。用我军的疲乏与敌人的精巧作战，最终免不了有受害的一天。所以过去我在营中告诫诸将说：“宁可数月不打一仗，不可打仗却一点也没有安排算计。”这时候吉安我军中营垒头领太多。因此我再三叮嘱。
扎营不宜离城太近
沅浦九弟左右：
在吉安扎营不宜离城太近，盖地太逼，则贼匪偷营难于防范，奸细混入难于查察；节太短，则我军出队难于取势，各营同战难于分段。一经扎近之后，再行退远，则少馁士气，不如先远之为愈也。
牵率出队之弊，所以难于变革者，盖此营出队之时，未经知会彼营，一遇贼匪接仗，或小有差挫，即用令箭飞请彼营前来接应，来则感其相援，不来则怨其不救。甚或并未差挫，并未接仗，亦以令箭报马预请他营速来接应，习惯为常，视为固然。既恐惹人之怨憾，又虑他日之报复，于是不敢不去，不忍不去。夫战阵呼吸之际，其几甚微，若尽听他营之令箭牵率出队，一遇大敌，必致误事。
弟思力革此弊，必须与各营委曲说明，三令五申。又必多发哨探，细侦贼情，耳目较各营为确，则人渐信从，而前弊可除矣。余俟续布。
（咸丰七年十月十六日与九弟国荃书 公元1857年12月1日）
【译文】
沅浦九弟左右：
在吉安扎营盘，不应离城池太近。因地太逼近，则贼匪偷袭营垒便难防范，奸细混进来也难于查出。节距太短，则我军出兵列队难以取得地势，各营一同作战也难以分段迎击。一旦扎营以后，再往远处退却，则会有损士气，不如先离远些为好。
牵连出兵作战的弊端，之所以难以改变，在于这一营出兵时并未通知好那一营，一遇到贼匪接仗，假如小有挫败，就用令箭快速请求另外的营兵前来接应。来了就感激他们前来救援，不来就怨恨他不来救援。甚至并未挫败，还没有接仗，也用令箭报马预先请其他营垒速来接应，并把这等事看做寻常，看成当然如此，既怕遭到别人怨恨，又顾虑以后受到报复，于是不敢不去，不忍心不去。而临阵作战，是在一瞬之间决定胜负，时机非常短暂，如果都听从其他营的令箭牵连出兵，一旦遇上大敌，肯定误事。
如想尽力革除这个弊端，必须与各营委婉说明道理，必须三令五申。又一定要多派哨探，仔细侦察敌情，耳目要比各营更准确，则他人才能逐渐信任你，从而可以革除这一弊端。
沅浦九弟左右：
弟所寄各件，代普将请饷，代黄太守上禀，均顾全大局，即使上官未必批准，亦不失缓急相顾之道。
请奖一禀，尚欠妥叶。湘后营一军，不知从何处筹饷？即宝营亦自难支持。弟辞总理之任，极是极是。带勇本系难事，弟但当约旨卑思，无好大，无欲速。管辖现有之二千人，宁可减少，不可加多。口粮业得一半，此外有可设法更好，即涓滴难求，亦自不至于脱巾溃散。但宜极力整顿，不必常以欠饷为虑也。
打仗之道，在围城之外，节太短，势太促，无埋伏，无变化，只有队伍整齐，站得坚稳而已。欲灵机应变，出奇制胜，必须离城甚远，乃可随时制宜。凡平原旷野开仗，与深山穷谷开仗，其道迥别。去吉城四十里，凡援贼可来之路，须令哨长、队长轮流前往该处看明地势，小径小溪，一丘一洼，细细看明，各令详述于弟之前，或令绘图呈上。万一有出队迎战之时，则各哨队皆已了然于心。古人忧“学之不讲”，又曰“明辨之”，余以为训练兵勇，亦须常讲常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