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予侮？岂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虑则一，彼纷不纷。驰骛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
谨言箴
巧语悦人，自扰其身。闲言送日，亦搅女神。解人不夸，夸者不解。道听途说，智笑愚骇。骇者终明，谓女贾欺。笑者鄙女，虽矢犹疑。尤侮既丛，铭以自攻。铭而复蹈，嗟女既耄。
有恒箴
自吾识字，百历及兹。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曩者所忻，阅时而鄙。故者既抛，新者旋徙。德业之不常，日为物迁。尔之再食，曾未闻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
【译文】
我自小不能自立，光阴荏苒一直到今天。大抵古人已经学有所成的年纪，而我却还这样碌碌无为。这不是很悲哀吗？这种状态一天一天地延续下去，人世上的事日益纷杂，而我的德性和智慧也一天甚过一天地减损，眼见得江河日下，其势不可挽回，又清晰可见。都说疾患可以用来增进智慧，逸乐却容易招致灭亡，我仅凭一个中等的资质而获得安顺的境遇，将要刻苦自励以求振作起来，想必十分艰难！特作五箴用以自勉。
立志箴
辉煌的先哲，绝非平凡之辈。而我这样一位藐小之人，同样是父母所生。聪明和福禄，赐予我的已是够丰厚的了！可我却轻弃这天恩而沉溺于享乐，这样势必导致凶险与灾祸降临。悔恨日积月累多致万千，应该结束了。逝去的没办法追回，一切请从今天开始。肩负起伦理纲常，著书立说加以弘扬，只要一息尚存，便永志不忘。
居敬箴
天与地各有其确定的位置，阴阳五行孕育出生命。天、地、人像鼎足一样匹配在一起，实际上就是所说的三才。像祭祀那样恭敬明洁，以此凝定为你的生命。如果你不能做到端庄，就会有损于生命本性。有哪个人可以怠慢？有哪件事可以松懈？对事情松懈，就会一事无成，对别人怠慢别人就会反过来怠慢你。即便别人不反还于你，也会助长我们的骄傲。如果是人，对你只是轻视，如果是天，对你的处罚则会非常明显。
主静箴
为了观看日出，提前一天斋戒独宿，天将破晓雄鸡一声高唱。万物都无声无息，只听见远处的钟声。后面有毒蛇，前面有猛兽。努力驱除恐惧安定心魂，谁又敢来犯我？岂能畏缩逃避，勇敢地面对一切。只要我专心致志，任它杂乱纷纷我自不为所动。忙碌半生，不能自主。如今我年龄已不小了，难道要心烦意乱以终此生？
谨言箴
用花言巧语取悦于人，最终只能是扰乱了自己。用闲言碎语来打发一天的时光，也会扰乱你的心神。颖悟的人不夸耀，夸耀的人不颖悟。那些道听途说的东西，让智者见笑，让愚者惊骇。那惊骇的人弄清原委以后，会说你在欺骗。笑话你的人会更加鄙视你，不管你怎样坚持也消除不了别人的怀疑。忧患悔恨像草一样丛集，做此箴言以攻治自己的毛病。铭记以后仍然重蹈其覆辙，便只能感叹你已经老了。
有恒箴
自从识字，经历很多事到了现在。二十八年，竟一无所知。过去所高兴的，经过一段时间就轻视了。旧的扔掉了，新的又很快改变了。道德、学业不能持久，每天都为外物所改变。你吃了一顿饭又吃一顿饭，竟没有感到有一点多余。一粒粮食一粒粮食不断增加，时间久了，就会盈满一斗。老天爷掌握我们的命运，请允许我通过您的仆人向您禀报。
十、求阙斋记
【题解】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国藩为自己的书斋取名“求阙斋”。这是他在读《易·临卦》时所受到的启示。联系自己仕途顺遂，恐无福消受，担心盈满之时，便会走向衰竭，故此欲防盈戒满，必须反过来求阙。于是便有了享誉于晚清政坛和文坛的求阙斋和这篇《求阙斋记》。曾氏还有《求阙斋读书录》四卷，王定安编有《求阙斋弟子记》三十二卷。
国藩读《易》至“临”，而喟然叹曰：刚侵而长矣，至于八月有凶，消亦不久也，可畏也哉。天地之气，阳至矣，则退而生阴，阴至矣，则进而生阳。一损一益，自然之理也。
物生而有嗜欲，好盈而忘阙。是故体安车驾，则金舆鏓衡不足于乘；目辨五色，则黼黻文章不足于服。由是八音繁会不足于耳，庶羞珍膳不足于味。穷巷瓮牖之夫，骤膺金紫，物以移其体，习以荡其志，向所搤捥而不得者，渐乃厌鄙而不屑御。旁观者以为固然，不足訾议。故曰：位不期骄，禄不期侈，彼为象箸，必为玉杯。积渐之势然也。而好奇之士，巧取曲营，不逐众之所争，独汲汲于所谓名者，道不同不相为谋。或贵富以饱其欲，或声誉以厌其情，其于志盈一也。夫名者，先王所以驱一世于轨物也。中人以下，蹈其不实，于是爵禄以显驭之，名以阴驱之，使之践其迹，不必明其意。若君子人者，深知乎道德之意，方惧名之既加，则得于内者日浮，将耻之矣。而浅者哗然惊之，不亦悲乎？
国藩不肖，备员东宫之末，世之所谓清秩。家承余荫，自王父母以下，并康强安顺。孟子称“父母俱存，兄弟无故”，抑又过之。《洪范》曰：“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不协于极，不罹于咎，女则锡之福。”若国藩者，无为无猷，而多罹多咎，而或锡之福，所谓不称其服者欤？于是名其所居曰“求阙斋”，凡外至之荣，耳目百体之嗜，皆使留其阙陷。礼主减而乐主盈，乐不可极，以礼节之，庶以制吾性焉。若夫令闻广誉，尤造物所靳予者，实至而归之，所取已贪矣，况以无实者攘之乎？行非圣人而有完名者，殆不能无所矜饰于其间也。吾亦将守吾阙者焉。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国藩谨记。
【译文】
国藩读《易》读到临卦，喟然叹道：阳刚渐渐增长，到八月便有不祥的兆头，消损也就不远了，很可怕的。天地间的气，阳来了，则退而生阴，阴来了，则进而生阳。一损一益，是自然的规律。
事物生来就有贪欲，喜好圆满而忘记了自己的缺失。故此身体安然地乘坐车子，即便是龙辇一般华贵都不能满足；眼睛辨认五色，即使色彩艳丽华美的衣服也不配他穿。于是八音繁会满足不了他的听觉，珍奇美宴也满足不了他的味觉。穷巷贫寒的汉子，骤然官服加身，环境改变了他的体貌，习惯动摇了他的意志，向来激切欲求却得不到的东西，渐渐地反过来厌恶鄙弃而不屑于使用。一旁观看的人竟也认为本该如此，不值得非议。所以说：身居高位不想骄傲而骄傲自至，享受厚禄不想奢侈而奢侈自来，你一旦使用了象牙所制的筷子，就一定会使用玉石所做的杯子。这是逐渐积累而成的。而那些喜好猎奇的人，用尽巧思、费尽心机，不随波逐流，唯独热切而贪娈地谋求虚名，同正派人士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们中有人追求豪富以满足欲望，有人追求名誉以满足虚荣，但对于追求满足这一点而言则是一样的。所谓名，是先王用来将世间的一切都纳入法度与规则之内。中等资质以下的人，总是谋虚逐妄，于是便明着用爵禄来驾驭，暗着用名誉来驱使，使他们按着人家设计好的去做，却不明白其用意。而像君子一类的人，深知道德的实质，才畏惧名望施加到自己头上，而在内心却感到一天天地浮躁，觉得是一种耻辱。至于那些浅薄的人则热热闹闹地加以谋求，不是很悲哀了吗？
国藩不肖，在詹事府里凑数，在世人眼里做着所谓清贵的官。承受家庭的余荫，自祖父母以下，一直康强安顺。按孟子所说“父母都在，兄弟没有意外”，我的家境比这还要好。《尚书·洪范》说：“凡是百姓中，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的人；不合规则，却没陷于罪恶的人，您都要赐给他们幸福。”像国藩这样的，没有作为没有谋略，犯下很多过失，反而赐给幸福，这不正是所谓受之有愧一类的吗？于是，便给自己的居所取名“求阙斋”，凡是外来的荣誉，感官身体的贪欲嗜好，都让它列在所求的缺欠之内。礼的功用在于节制，而乐的功用在于充盈，但乐不可走到极至，要用礼加以节制，但愿以此来约束我的性情。至于美好的名声与广泛的赞誉，尤其是造物者所吝啬给予的，有了实际的成就，名誉自然会随之而来的，刻意索取就已经是贪娈了，何况本来没有实绩却窃取争夺虚名呢？行动够不上圣人而享受圣人美名的人，大抵其间不能没有夸耀伪饰之处。我将要守住我的缺欠不足。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国藩谨记。
第10章 读书篇（10）
十一、书学案小识后
【题解】
这篇文章写于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是曾国藩为唐鉴先生的《国朝学案》（《国朝学案小识》或《学案小识》）校对付刻后所写。
唐鉴（1778-1861）字镜海，号翕泽，湖南善化人。嘉庆十二年（1807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检讨、御史、府、道、臬、藩等官，道光二十年（1840年），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巨擘之一，蜚声京门，被誉为“理学大师”，当时许多知名学者都曾问学于他。曾国藩则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慕名投拜这位湖南老乡前辈，请教“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只一席谈话，就令曾国藩耳目一新，茅塞顿开，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听之昭然，若发蒙也。”可以说，曾国藩师事唐鉴，对他的一生行事、修身、做学问都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这篇文章中，曾国藩从人的属性入手，理出古代圣人详知万物的途径和方法，都是依据具体事物而穷究它的道理（即物穷理），并非由朱子一家首先作出的解读。进而指陈治学上的各种偏颇与流弊，在此基础上，阐明唐先生《国朝学案》一书的要旨与特色。
唐先生撰辑《国朝学案），命国藩校字付梓。既毕役，乃谨书其后，曰：
天生斯民，予以健顺五常之性，岂以自淑而已，将使育民淑世而弥缝天地之缺憾。其于天下之物，无所不当究。二仪之奠，日月星辰之纪，氓庶之生成，鬼神之情状，草木鸟兽之成若，洒扫应对进退之琐，皆吾性分之所有事。故曰：\"万物皆备于我。\"人者，天地之心也。圣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时措而咸宜。然不敢纵心以自用，必求权度而絜之。以舜之睿哲，犹且好问好察；周公思有不合，则夜以继日。孔子，圣之盛也，而有事乎好古敏求。颜渊、孟子之贤，亦曰“博文”，曰“集义”。盖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则当明凡物万殊之等；欲悉万殊之等，则莫若即物而穷理。即物穷理云者，古昔贤圣共由之轨，非朱子一家之创解也。
自陆象山氏以本心为训，而明之余姚王氏乃颇遥承其绪。其说主于良知，谓吾心自有天，则不当支离而求诸事物。夫天则诚是也。目巧所至，不继之以规矩准绳，遂可据乎？且以舜、周公、孔子、颜、孟之知如彼，而犹好问好察，夜以继日，好古敏求，博文而集义之勤如此，况以中人之质，而重物欲之累，而谓念念不过乎则，其能无少诬耶？自是以后，沿其流者百辈。间有豪杰之士思有以救其偏，变一说则生一蔽。高景逸、顾泾阳氏之学，以静坐为主，所重仍在知觉。此变而蔽者也。
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名目自高，诋毁日月，亦变而蔽者也。别有颜习斋、李恕谷氏之学，忍嗜欲，苦筋骨，力勤于见迹，等于许行之并耕，病宋贤为无用。又一蔽也。矫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类矣；由后之二蔽，矫王氏而过于正，是因噎废食之类矣。
我朝崇儒一道，正学翕兴。平湖陆子，桐乡张子，辟诐辞而反经，确乎其不可拔。陆桴亭、顾亭林之徒，博大精微，体用兼赅。其他巨公硕学，项领相望。二百年来，大小醇疵，区以别矣。唐先生于是辑为此编，大率居敬而不偏于静，格物而不病于琐，力行而不迫于隘。三者交修。采择名言，略依此例。其或守王氏之故撤，与变王氏而邻于前三者之蔽，则皆厘而剔之。岂好辩哉？去古日远，百家务以其意自鸣。是丹非素，无术相胜。虽其尤近理者，亦不能展人人之心而无异辞。道不同不相为谋，则变已矣。若其有嗜于此而取途焉，则且多其识，去其矜，无以闻道自标，无以方隅自圆。不惟口耳之求，而求自得焉，是则君子者已。是唐先生与人为善之志也。
【译文】
唐镜海先生编撰《国朝学案），命国藩校对文字并交付刊印。工作完成以后，特写下如下的文字：
天地生人，赐给他们仁义礼智信这五种强健、合理而常久不变的属性，岂止是用来自我完善，将用来化育百姓完善世界从而弥补天地之间的缺憾。他们对于天下所有的事物，都要弄个明白。天与地的奠基，日月星辰的运行，百姓的生成，鬼神的情状，草木鸟兽的各具其形，洒扫应对进退的琐细事务，都是我们的属性范围内的内容。所以说：“世上的一切都为我而存在。”所谓人，是天地的中心。所谓圣人，他的智慧足以详知万物，他的才能无不合乎实际的需要，却不敢一味地放纵、满足自己的欲求，一定会依据轻重长短而自我约束。以舜的圣明，尚且喜欢咨询考察；像周公那样的圣人，遇有想不通的问题，便夜以继日地思索。至于孔子，在圣人中可以说抵达了鼎盛，却还是遇事喜好勉力仿效古人。像颜渊、孟子那样的贤明，也讲究通晓古代文献和行事合乎道义。这是因为，要完备自我属性这一个根由，就应当明了万种事物的不同之处；要熟悉万种事物的不同之处，最好的方式，就是依据具体事物而穷究它的道理。所谓依据具体事物而穷究它的道理，本是古代贤圣所共同使用的方法，并非由朱子一家首先作出的解读。
自从陆象山开创心学一派，明代余姚的王阳明继承他的学说。他们的学说以良知为本体，认为我的心中自有天理，而不应当支离破碎地到具体事物中去寻找。而天理的本性在于诚，即事物的本来面目。眼睛凑巧看到什么，如果不随后用规矩准则加以衡量，就能够做为依据吗？况且像舜、周公、孔子、颜、孟那样博学，却好问好察，夜以继日，勉力仿效古人，博通文献、契合道义，这样的圣哲都勤奋如此，何况仅凭中等的资质，而看重物质欲望，饱受它的牵累，口中还念念有词地说不违背准则，这难道不是有一点自欺欺人吗？自此以后，沿袭这一派学说的代代有人。其间也有豪杰之士想要补救他们的偏颇，但是变化一种学说却反生出一种遮蔽。高景逸、顾泾阳的学说，以静坐玄思为主，所看重的仍在知觉，就是变化而反生遮蔽的例证。
近世乾隆嘉庆年间，各派儒者都力求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辈钻研文字考据，依据汉代河间献王刘德实事求是的宗旨，鄙视宋贤，认为他们所倡导的“即物穷理”流于空疏。难道所谓的事，不是物吗？是，不是理吗？实事求是，难道不就是朱子所宣称的即物穷理吗？将自设的名目看得很高，用以诋毁与日月同辉的宋贤，也是因变化而反生遮蔽的一类。另有颜习斋、李恕谷的学说，强忍嗜欲，苦练筋骨，勤于用力而见诸行动，等同于战国农学家许行在推行主张的同时还实践耕作，认为宋贤的即物穷理错在无用。这又是一种遮蔽。矫正王氏学说却不堵塞它的源泉，属于五十步笑百步一类；由于后二种遮蔽，矫正王氏而超过应有的限度，属于因噎废食的一类。
我朝尊崇儒学一道，正学兴盛起来。平湖的陆陇其，桐乡的张履祥辟除邪说而返归经典，意志坚定而不可摇撼。陆桴亭、顾亭林一派，博大精微，体用兼备。其他名儒盛学，连绵不绝。二百年来，大家小家，醇正谬误，各有不同。唐先生因而辑成此书，大抵主张要庄敬，但不可过于注重静坐玄思，穷究物理而不流于琐碎，努力践行而不走向狭隘。三个方面相互交融，都得到很好的体现。所采用选择的名言，也大抵遵从这样的做法。对于固守王学旧辙、以及改变王氏学说却反而陷于上述三方面的失误，则都细加清理与剔除。岂是喜好辩争？因为现在距离古代一天天遥远，各家务求张扬自己的学说。肯定红色否定白色，相互间没有办法取胜。尽管有的比较接近真理，也不能说到每个人的心里而意见一致。志趣不同不能在一起谋划，只好各异其趣。如果在这方面极有兴趣而择取了一条途径，那么便赞誉他的见识，去除他的骄矜，不因自己得道而自我标榜，不以门户之见而自我圆通。不求皮毛之见，而求真正有所收获，这才是君子所为。这正是唐先生与人为善的意愿。
十二、祭韩公祠文
【题解】
这篇文章，写于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这年的二月，曾国藩升任礼部右侍郎，上任之始即前往参拜韩公祠。此前曾氏所在的翰林院詹事府，也有先生的祠堂，而且两处都称其为“土地祠”。这应当是明清时期所特有的现象，韩愈虽未曾任翰林官，但他的文章在明初受帝王和翰林院推崇，唐宋八大家之首的地位在此时奠定，而且韩文有当時文坛所重视的“清庙明堂气”，故而于明代作为土地神祠祀于翰林院中，这种风习延续至清代。受翰林院祠祀韩愈的影响，清代中期以后，民间亦将韩愈作为土地神崇拜。
曾国藩在为学及立身行事上十分推崇韩愈，称其为“千古大儒”。同时对韩愈的诗文中的倔强之气与雄奇之风也由衷赞佩，揄扬不已。但是对将韩愈作为土地神持不同看法，认为很不庄重，为此他在本文中作了比较详尽的考证；另外对将孔子木制雕像陪置一旁，也感到很不合适。故此他写作此文，记叙此事，并特作一首诗歌，理顺道统的脉络，肯定韩愈于中唐以后复兴儒道，排斥佛老，维护儒家正统地位的历史功绩，同北宋以来尤其是南宋朱熹贬抑韩愈思想成就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
维年月日，具官某，谨以清酒庶羞，致祭于先儒昌黎韩子之神：维先生之明德，宜祀百世。文人学子，皆所喻愿。而礼典所载，独配享先师孔子西庑，他无特祀。国藩前官翰林院詹事府，皆有先生祠堂。今承乏礼部，亦祀先生于官署之西北隅，而皆称曰“土地祠”。国藩履任之日，敬谨展谒。乃神象之旁，有先师孔子之木主，俨然在焉。窃以土地之称，非经非训。古者，惟天子得祭天地，诸侯则社以祭土，大夫以下，成群立社。多者二千五百家，或百家以上；小者二十五家。盖土爰稼穡，民生所赖。凡食毛践土者，皆得祭以报功。义固然也。自唐以下，有城隍之祀。世传张说所为祭文及李阳冰碑记，旧已。今天下由京都以至行省郡县，皆立庙以妥城隍。原《易》有“城复于隍”之占，礼有“八蜡水庸”之祭。高垒深池以捍民患。推社之义而为之立祀，理亦宜之。独土地之祀，不可究其从始。国藩所居之乡，或家立一神，或村置一庙，大抵与古之里社相类。而京师官署，尤多有土地祠，往往取先代有名德者祀之。先生之生，未尝莅官礼部。今殁已千年，所谓神在天上，如水之在地中，无所不际。而谓仅妥侑于一署之内、丈室之中，如古所称社公云者，亦以黩慢甚矣。若先师孔子，则先生所诵法终身者也。先生尝羡颜氏得圣人以为依归，若深自叹恨不得与于弟子之列；而无知者乃位孔子于尊容之旁。先生而果陟降在兹，其必蹙然不安也。国藩瞻礼之馀，询诸胥吏，举不辨其由来。旧例，春秋以萧芗奉祀先生。国藩亦且循沿习之常，以致吾钦向之私。惟于孔子之位，措置失宜，则不敢须臾蹈故，惧干大戾。谨奉木主，爇香焚之。既敬告所以，因为之诗歌，使工歌以入声，冀先生之神安休于此。不腆之诚，庶为歆鉴。诗曰：
皇颉造文，万物咸秩。尼山纂经，悬于星日。衰周遭溺，踵以秦灰。继世文士，莫究根荄。炎刘之兴，炳有扬马。沿魏及隋，无与绍者。天不丧文，蔚起巨唐。诞降先生，掩薄三光。非经不效，非孔不研。一字之惬，通于皇天。上起八代，下垂千纪。民到于今，恭循成轨。予末小子，少知服膺。朗诵遗集，尊灵式凭。滥厕秩宗，载瞻祠宇。师保如临，进退维伛。位之不当，宣圣在旁。大祀跻僖，前哲所匡。我来戾止，神其安怙。敬奠椒浆，式告来叶。
【译文】
某年某月某日，带上随从的官员，以清酒和各种美味，祭祀先儒韩愈韩昌黎的神位：先生道德昌明，应享百世祭祀。这对于所有的文人学子，都是十分明了而且乐意做的事情。而根据礼典上的记载，只配享于先师孔子的西廊，此外再没有专门的祭祀。国藩以前所在的翰林院詹事府，都有先生的祠堂。今天所充数的礼部，也在官署的西北角设有灵位，而且都称其为“土地祠”。国藩上任那天，十分恭敬地前往参观祭拜。在神象的一旁，有先师孔子的木制雕像，如同真人在那里一样。私下以为关于“土地词”的称谓，很不庄重。古时候，惟有天子才可以祭祀天地，诸侯则只能祭祀土神，而大夫以下，更是要许多人合在一起祭祀土神。多的要二千五百家，或者百家以上；小的二十五家。因为土壤可以种植收获百谷，从而成为百姓生存的依赖。凡是依靠土地得以吃食居住的人，都要祭祀土神来报答它的恩德。从道义上讲本应如此。自唐代以下，就有对城隍的祭祀。世传是张说所作的祭文、李阳冰所作的碑记，这早已成为旧闻了。而今天下从京都以至各省及郡县，都立庙以安置城隍。早在《易》中就有关于城墙崩塌重新填平护城壕的占算，《礼记》也有“八蜡”（关于农业的神祗）中的“水庸”（城隍）的祭祀。高垒墙深挖池用以防御百姓作乱，推究社即土地神的含义而为它设立祭祀，是理当如此的。惟独土地的祭祀，没法弄清是从啥时候开始的。国藩的家乡，或每家设立一神，或每村设置一庙，大抵与古时的里社相类。而在京师的官署，尤其多有土地祠，往往选取先代有以德闻名的人予以祭祀。先生生时，未曾到礼部任职。至今已故去千年之久，所谓神在天上，如同水在地上，无处不能相遇。而认为将其仅仅安置在一个署衙之内、斗室之中，像古时所称为社公等等，也是过分地轻慢与不敬了。像先师孔子，则是先生终身所称诵效法的。先生曾羡慕颜回得遇圣人从而使自己有了依归，如他曾深自叹恨自己未能进入孔子弟子的行列，而那些无知的人却将孔子置于先生的尊容一旁。先生果真升降在此，想来一定会皱起眉头心里感到不安。国藩瞻礼完毕，就此事向办事人员进行咨询，全都说不清它的由来。但年年都用香草祭祀先生。国藩也遵循相沿成习的旧例，以表达我对先生钦敬的心意。惟独对于孔子的神位，不知该放置哪里，却不敢有一刻蹈袭故例，害怕触犯大的罪过。谨慎地供奉先生的神位，燃上香火。敬告原由以后，特作一首诗歌，让艺人谱曲歌唱，希望先生的魂灵安栖在这里。尽管祭品不够丰厚，但却出于至诚，希望先生明察。诗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