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前信中很大篇幅都是读书以外的内容，留存在此，可供了解士子京城待官的风情。
作文，当求议论纵横，才气奔放
四位老弟足下：
自三月十三日发信后，至今未寄一信。余于三月廿四，移寓前门内西边碾儿胡同，与城外消息不通，四月间到折差一次，余竟不知，迨既知而折差已去矣。惟四月十九欧阳小岑南归，余寄衣箱银物并信一件。四月廿四梁菉庄南归，余寄书卷零物并信一件。两信皆仅数语，至今想尚未到，四月十三黄仙垣南归，余寄闱墨，并无书信，想亦未到。兹将三次所寄各物，另开清单付回，待三人到时，家中照单查收可也。
内城现住房共廿八间，每月房租京钱三十串，极为宽敝。冯树堂、郭筠仙所住房皆清洁。甲三于三月廿四日上学，天分不高不低。现已读四十天，读至“自修齐至平治”矣。因其年大小，故不加严，已读者字皆能认。两女皆平安，陈岱云之子，在余家亦甚好。内人身子如常，现又有喜，大约九月可生。
余体气较去年略好，近因应酬太紧，天气渐热，又有耳鸣之病。今年应酬，较往年更增数倍，第一为人写对联条幅，合四川湖南两省，求书者几日不暇给；第二公车来借钱者甚多，无论有借无借，多借少借，皆须婉言款待；第三则请酒拜客，及会馆公事；第四则接见门生，颇费精神。又加以散馆殿试，则代人料理；考差则自己料理。诸事冗杂，遂无暇读书矣。
三月廿八大挑甲午科，共挑知县四人，教官十九人。其全单已于梁菉庄所带信内寄回。四月初八日发会试榜，湖南中七人，四川中八人，去年门生中二人。另有题名录附寄。十二日新进土复试，十四发一等廿一名，另有单附寄。十六日考差，余在场，二文一诗皆妥当无弊病，写亦无错乱，兹将诗稿寄回。十八日散馆，一等十九名，本家心斋取一等十二名，陈启迈取二等第三名，二人俱留馆。徐棻因诗内“皴”字误写“皱”字，改作知县，良可惜也。廿二日散馆者引见；廿六、七两日考差者引见，廿八日新进士朝考；三十日发全单附回，廿一日新进士殿试。廿四日点状元，全榜附回。五月初四五两日新进士引见。初一日放云贵试差，初二日钦派大教习二人，初六日奏派小教习六人，余亦与焉。初十日奉上谕，翰林侍读以下，詹事府洗马以下，自十六日起，每日召见二员。余名次第六，大约十八日可以召见。从前无逐日分见翰詹之例，自道光十五年始一举行，足征圣上勤政求才之意。十八年亦如之，今年又如之。此次召见，则今年放差：大约奏对称旨者居其半，诗文高取者居其半也。‘
五月十一日，接到四月十三家信，内四弟、六弟各文二首，九弟、季弟各文一首。四弟东皋课文甚洁净，诗亦稳妥，《则何以哉》一篇，亦清顺有法，第词句多不圆足，笔亦平沓不超脱。平沓最为文家所忌，宜力求痛改此病。六弟笔气爽利，近亦渐就范围，然词意平庸，无才气峥嵘之处，非吾意中之温甫也。如六弟之天姿不凡，此时作文，当求议论纵横，才气奔放，作如火如荼之文，将来庶有成就。不然，一挑半剔，意浅调卑，即使获售，亦当自惭其文之浅薄不堪。若其不售，则又两失之矣。今年从罗罗山游，不知罗山意见如何？吾谓六弟今年入泮固妙，万一不入，则当尽弃前功，一志从事于先辈大家之文。年过二十，不为少矣。若再扶墙摩壁，役役于考卷截搭卜题之中，将来时过而业仍不精，必有悔恨于失计者，不可不早图也！余当日实见不到此，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尝入泮，则数十年从事于吊渡映带之间，仍然一无所得，岂不腼颜也哉？此中误人终身多矣。温甫以世家之子弟，负过人之姿质，即使终不入泮，尚不至于饥寒，奈何亦以考卷误终身也？
九弟要余改文详批，余实不善改小考文，当请曹西垣代改，下次折弁付回。季弟文气清爽异常，喜出望外，意亦层出不穷。以后务求才情横溢，气势充畅，切不可挑剔敷衍，安于庸陋，勉之勉之！初基不可不大也。书法亦有褚字笔意，尤为可喜！
总之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悌为端，其次则文章不朽，诸弟若果能自立，当务其大者远者，毋徒汲汲于进学也。
冯树堂、郭筠仙在寓，看书作文，功无间断。陈季牧日日习字，亦可畏也！四川门生留京约二十人，用功者颇多。余不尽言。国藩草。
（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 公元1844年6月27日）
【译文】
四位老弟足下：
自三月十三日发信后，至今未寄一信。我于三月二十四日，移居到前门内西边碾儿胡同，与城外不通消息。四月间送公文的差人来一次，我竟然不知道，等到知道公差已经走了。只有四月十九日，欧阳小岑回湖南，我托寄衣箱银物和信一件；四月二十四日，梁菉庄回湖南，我托他带书卷零物和信一件。两封信都只有几句话，至今想必还没有到。四月十三日，黄仙垣回湖南，我托他带应举用书，没有信，想必也没有到，现把三次所寄各物，另开清单付回，等三人到时，家里照单查收。
内城的现住房一共二十八间；每月房租京钱三十串，很宽敝。冯树堂、郭筠仙所住房屋，都很清洁。
甲三在三月二十四日上学，天分不高不低，现在已读了四十天，读到“自修齐到至平治” 。因年龄大小，所以管得不严，已读的字都认得。两个女儿都平安。陈岱云的儿子，在我家也很好。内人的身体如常，现在又怀孕，大约九月间可以生。
我的身体气色比去年略好些，近来因为应酬太繁忙，一天天热了起来，又发了耳鸣之病。今年应酬，较往年又增了几倍。第一，为别人写对联、条幅，四川、湖南两省合计起来，求字的人几乎日不暇给；第二是进京应试的举子来借钱的很多，不管有借没借，借多借少，都要婉言接待；第三是请酒拜客和会馆的公事；第四是接见门生，颇费精神。又加上散馆殿试，代人料理；考差则自己忙碌。事情如此繁多，便没有时间读书了。
三月二十八，对甲午科不中的举人进行大选，共挑知县四人，教官十九人。其所有名单已于梁菉庄所带的信中寄回。四月初八日发布会试榜，湖南中七人，四川中八人，去年门生中二人。另有题名录附寄。十二日新进土复试，十四日发布，一等二十一名，另有名单附信寄回。十六日考核外派官差，我在场，两篇文章一首诗都妥当无弊病，书法也无错乱；现将诗稿寄回。十八日在翰林院学习的庶吉士结业考试，一等十九名，本家心斋取一等十二名，陈启迈取二等第三名，二人一起留馆任职。徐棻因诗内“皴”字误写“皱”字，改作知县，十分可惜。二十二日皇上接见在翰林院学习期满的人；二十六、七两日接见考差的人，二十八日新进士朝考；三十日发布，全单附信寄回；二十一日新进士殿试；二十四日点状元，中榜的名单全部附信寄回。五月初四、五两日皇上接见新进士。初一日任命赴云贵负责乡试的考官，初二日钦派大教习二人，初六日奏派小教习六人，我也参与其中。初十日奉上谕：翰林侍读以下，詹事府洗马以下，自十六日起，每日召见两名。我排在第六，大约十八日可以被皇上召见。从前没有逐日分别召见翰林院、詹事府官员的成例，自道光十五年才开始举行一次，足以见证圣上勤政求才之意。十八年也这样，今年又如此。此次召见，则是今年派出去做官差的，其中大约奏对合了皇上心意的占一半；诗文好的占一半。
五月十一日，接到四月十三日家信。其中，四弟、六弟文章各两篇，九弟、季弟文章各一篇。四弟东皋课文很干净，诗也稳妥。《则何以哉》一篇，也清顺有法。只是词句多不圆足，文笔也平沓不超脱。平铺直叙最为作文所忌，要力求痛改这个毛病。六弟笔锋爽利，近来也渐能扣题，但词意平庸，没有才气峥嵘之处，不是我心目中的温甫。以六弟的不凡天姿，这时作文，当求议论纵横，才气奔放，做出如火如荼的文章，将来也许有所成就。不然，一鳞半爪，文意浅显，格调卑微，就是被录用，也当自惭文章太浅薄不堪了。如果不被录用，那又文章与功名两方面都失掉了。今年从罗罗山学，不知罗山意见如何？我说六弟今年入学固然很妙，万一不入，应当尽弃前功，一心学习先辈大家的文章。年过二十，不年轻了，如果再扶墙贴壁，忙碌于裁剪拼搭以往考卷以猜押考题，将来时机已过而学业仍然不精，必有悔恨自己失策的一天，不可不早作打算。我当日实在没有看到这点，幸亏早得了科名，未受其害。假如至今没有入学，那么几十年将精力耗费于吊桥渡口景物映衬的无用文章上，仍然一无所得，岂不惭愧？这中间误人终身的太多了。温甫以世家子弟，又有过人的姿质，就算不能入学，还不至于饥寒，为什么也要在考卷上误终身呢？
九弟要我修改他的文章，详细批注，我实在不擅长改小考文章，当请曹西垣代改，下次由信差付回。季弟文气清爽异常，喜出望外，文思也层出不穷。以后务求才情横溢，气势充畅，切不可挑剔敷衍，安于平庸鄙陋，勉之勉之！初始的基础不可不大。书法也有褚遂良的笔意，尤其可喜！
总之，我希望于弟弟们的，不在科名的有无，第一是以孝、悌为吉，其次才是文章不朽。弟弟如果真能自立，应当务求宏大而长远之志，不要只急于进学一件事。
冯树堂、郭筠仙在京城寓所，看书作文，学业从不间断。陈季牧天天习字，也可敬畏，四川门生留京的大约二十人，用功的很多。
其他的事不一一说了。
兄国藩草
行气是文章的第一义
字谕纪泽儿：
尔所作拟庄三首，能识名理，兼通训诂，甚慰甚慰。余近年颇识古人文章门径，而在军鲜暇，未尝偶作，一吐胸中之奇。尔若能解《汉书》之训诂，参以《庄子》诙诡，则余愿偿矣。至行气为文章第一义，卿、云之跌宕，昌黎之倔强，尤为行气不易之法。尔宜先于韩公倔强处揣摩一番。京中带回之书，有《谢秋水集》，名文洊，国初南丰人，可交来人带营一看。
（同治元年八月初四日 公元1862年8月28日）
【译文】
字谕纪泽儿：
你所作三首拟庄诗，能识名理，也通训诂，我十分欣慰。近几年我已很明白古人写文章的门径，但军营中闲暇时间少，只是偶尔写写，一吐心中的想法，你如果能掌握《汉书》的训诂，加上《庄子》的诙谐，那么我的愿望就实现了。行气是文章的第一义，司马相如、杨雄的跌宕起伏，韩愈的倔强，尤其是不容易达到的境界。你应该先在韩愈的倔强方面揣摩一番。从京城中带回的书，有一部《谢秋水集》，名文洊，国初南丰人，可交给来人带到营中给我看看。
七、文字好比人身上的血气
【题解】
这是道光二十三年曾国藩写给刘蓉的信。刘蓉是曾国藩一生的同乡密友，还同曾氏结为儿女亲家，晚年做到陕西巡抚，因军事不利而免职归里。曾国藩写这封信时，还在京师为翰林院侍讲，而刘蓉则在原籍做塾师。
曾国藩写这封信是基于汉学与宋学相争这样一种学术背景。所谓汉学，是指在理论上崇尚原始儒学和盛行于东汉的古文经学，在治学方式上提倡“实事求是”，具有崇尚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考辨的特色；所谓宋学，并非泛指宋代学术，而是指宋代理学，以崇尚义理为其主要特色。自清初汉学与宋学就初步分化，清代中期汉学形成了独立的学术派别，汉学与宋学形成了壁垒分明的对立，其后汉宋之争趋于兼采。而曾国藩在这封致刘蓉的信中便是持这种汉宋兼采的见解的。在这里，曾国藩阐述了文与道之间的关系，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文字与道并重、汉学与宋学并举的观点，尤其是针对崇道贬文的观点，提出一个深刻而生动的命题：文字好比人身上的血气，他说：倘若知道舍除血气则无以见心中所存之理，则知道舍除文字则不可能见圣人之道。进而发下宏愿：文道兼修，身体力行，并付诸文字以传于后世。
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诗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于是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其他六代之能诗者及李白、苏轼、黄庭坚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归，然后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乌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
古圣观天地之文、兽迮鸟迹而作书契，于是乎有文。文与文相生而为字．字与字相续而成句，句与句相续而成篇。口所不能达者，文字能曲传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传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经纬三才之道，而画八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于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诸经以阐显之，而道之散列于万事万物者，亦略尽于文字中矣。
所贵乎圣人者，谓其立行与万事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后世也。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亦借此文字以考古圣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则此句与句相续、字与字相续者，古圣之精神语笑，胥寓于此，差若毫厘，谬以千里。词气之缓急，韵味之厚薄，属文者一不慎，则规模立变，读书者一不慎，则卤莽无知。故国藩切谓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为要务。
三代盛时，圣君贤相，承继熙洽，道德之精，沦于骨髓，而问学之意，达于闾巷，是以其时虽置兔之野人，汉阳之游女，皆含性贞娴咏，若伊、莘、周、召，凡百仲山甫之伦，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没办法降及春秋，王泽衰竭，道固将废，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获麟曰吾道穷矣，畏匡曰斯文将丧。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
仲尼既殁，徒人分布，转相流衍，厥后聪明魁杰之土，或有识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白荀、扬、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
夫所谓见道多寡之分数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赞《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当，可谓深矣！孔子之门有四枓。子路知兵，冉求富国，问礼于柱史，论乐于鲁伶，九流之说，皆悉其原，可谓博矣！深则能研万事微芒之几，博则能究万物之情状而不穷于用。后之见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属文复不失古圣之谊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书》，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许、郑亦能深博，而训诂之文或失则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语或失则隘。其他若杜佑、郑樵、马贵与、王应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则文流于蔓矣。游、杨、金、许、薛、胡之俦，能深而不能博，则文伤于易矣。由是有汉学、宋学之分，龂龂相角，非一朝矣。
仆窃不自揆，谬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而为文复臻于无累，区区之心，不胜奢愿，譬若以蚊而负山，盲人而行万里也，亦可哂已！盖上者仰企于《通书》《正蒙》，其次则笃嗜司马迁、韩愈之书，谓二子诚亦深博而颇窥古人属文之法，今论者不究二子之识解，辄谓迁之书愤懑不平，愈之书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于世人之说，是犹睹《盘》《诰》之聱牙而谓《尚书》不可读，观郑卫之淫乱而谓全《诗》可删，其毋乃漫于一概而未之细推也乎？孟子曰：“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仆则谓君子所性，虽破万卷不加焉，虽一字不识无损焉。离书籍而言道，则仁、义、忠、信，反躬皆备。尧舜孔孟非有余，愚夫愚妇非不足，初不关乎文字也。即书籍而言道，则道犹人心所载之理也，文字犹人身之血气也。血气诚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气则性情亦胡以附丽乎？今世雕虫小夫，既溺于声律绘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谓读圣贤书当明其道，不当究其文字。是犹论观人者当观其心所载之理，不当观其耳目言动血气之末也，不亦诬乎？知舍血气无以见心理，则知舍文字无以窥圣人之道矣。
周濂溪氏称文以载道，而以虚车讥俗儒。夫虚车诚不可，无车又可以行远乎？孔孟没而道至今存者，赖有此行远之车也。吾辈今日苟有所见而欲为行远之计，又可不早具坚车乎哉？故凡仆之鄙愿，苟于道有所见，不特见之，必实体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传之后世。虽曰不逮，志则如斯。其于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道之多寡，剖其铢两而殿最焉。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极知狂谬，为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过弥甚。
【译文】
听说这里有擅长作古文与诗的人，就此细加查访，原来是桐城姚鼐郎中的著作。姚鼐的言论的确有可取之处，于是将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以及方苞的作品尽心阅读，其他六朝善于写诗者以及李白、苏轼、黄庭坚等人，也都阅读他们的作品而探究他们的源流归属，然后懂得古时悟道者，没有对文字不明了的。会写文章而不悟道者，或许有，怎么会有悟道而不会写文章的人呢？
古时的圣人观天地的纹理、鸟兽的行迹，而制作书契，于是便有了笔画。笔画与笔画互相交错而成为字，字与字相连续而成为句子，句子与句子相连续而成为篇章。口头上不能表达的，文字能曲意传达，所以文字能代替口头而传之千秋万代。伏羲已经深知治理天地人之间的法则，而画出八卦以使其明了。文王、周公担心人们还不能明白，于是以文字来彰明它，孔子又作《十翼》、编各种经典来阐述它，于是散见于万事万物中的道也便尽可能见于文字了。
圣人之所以可贵，在于他确立的所行与万事万物相联系，隐然符合于道，他的文字可以教育后世。我们士人之所以能够学习圣贤，也是靠着文字来考察古代圣贤的作为，窥究他们的用心之所在。如此说来，这些句与句、字与字相连续的篇章，便将古圣贤的精神语言笑貌都寄寓了。假如出现毫厘之差，便会错致千里。词气的缓与急，韵味的厚与薄，作文者一有不慎，则格局立即变化，读书者一有不慎，则于文中之意瞢懂无知。故而国藩恳切地说，今天想要明了先王之道，不能不以精研文字为要务。
三代昌盛的那个时代，圣君贤相融洽继承，道德中的精华深浸骨髓，至于寻求学问的风气则到达市井小巷，所以当时即便是猎捕兔子的山野之人，行走在汉水北岸的女子，都性情贞娴而能吟咏，至于伊尹、有莘、周公、召公以及诸如仲山甫这些人，他们的道德充沛文章精工，则更不用说了。到了春秋时期，王室恩泽衰竭，道德本来将要废止，而文章也大抵发生变化，故而孔子看到麒麟被捕获时说我的道将要走到尽头，被匡人拘禁时则说文章将要丧失了，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经》，昭明百代圣王的道德戒律，使之流传千世而不变，用心至苦，而事业则极其盛大！
孔子死后，他的门徒四处分布，将学问传递下去，此后聪明杰出的人士中有见识懂著书的人，大致说来都是孔子学说的后人，他们文章的醇厚与杂驳，都可以从他们对道明了的多少来区分。对道明了特别多的人，文章则尤其醇厚，孟轲就是这样的人。次一点的，醇厚上也差一点；对道明了少的，文章则杂驳，尤其少的，则尤其杂驳。从荀子、扬雄、庄周、列子、屈原、贾谊以下，他们的等次差别，大致可以指数出来。
那么，明了道的多与少如何来区分呢？可说是：深与博。从前，孔子用称赞《易经》来阐明天道，用作《春秋》来由衷探求人事的恰切，这可称作深刻！孔门学问有四科。子路懂得军事，冉求能使国家富裕，向柱史问礼，与鲁伶讨论乐，多种学说都知道它的源头，可称作广博。深刻，则能钻研万事万物细微端倪；广博，则能详万事万物的情状而用之不尽。后来那些对道的明了不及孔子者，在深刻上有差别，在广博上有差别。能够做到深刻而且广博，在文章写作上又不失古代圣贤情怀的，孟子之下，只有周敦颐的《通书》、张载的《正蒙》，醇厚正大，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少有人能匹敌。许慎、郑玄，也是能深刻广博，但他们详释字义字音的文章或有所缺失而显得零碎；程颐、程颢、朱熹，也是深刻广博，而给人以指示的语言或有所缺失而显得狭隘。其他比如杜佑、郑樵、马贵与、王应麟一类人，能够广博但不能深刻，他们的文章流于支蔓，游酢、杨时、金履祥、许谦、薛季宣、胡宏一类人，能够深刻但不能广博，则文章失于浅显。于是有了汉学与宋学的区分，互相争辩，已不是一朝一代了。
我不自量力，想兼取二者之长，对道的明了既做到深刻广博，在为文上又达到无累的地步，对于一己的渺小之心，这自然承受不起的奢望，好比以蚊子之力而想担山，又像盲人而想长行万里，也的确可笑！这是因为我往上看仰慕《通书》、《正蒙》，其次则特别嗜好司马迁、韩愈的书，认为这二位先贤的确是深刻广博而又看出古人为文的法则。现在的评论者不去细究二位的见识学问，动辄就说司马迁的书充满愤懑不平之气，韩愈的书则傲岸自得，您或许没有深入考察，也赞同世人的这个说法，这好比看到《盘》、《汤诰》等艰涩难懂而说《尚书》不可读，读郑国、卫国那些涉及淫乱的诗而说整个《诗经》都可删去，岂不是以偏概全而不加以细细推究了吗？孟子说：“君子所拥有的天性，即便是大为风光也不加誉，是穷困独居也不贬损。”我则说，君子所拥有的天性，即便读破万卷也不加誉，即便一字不识也不贬损。从这个角度来看，君子可以离开书籍而谈论道，反而使得他身上具备仁、义、忠、信。就天性而言，尧舜孔孟等人并非有余，愚夫愚妇也并非不够，本来就与文字无关。就书籍而谈道，则道好比人心所负载的理，文字好比人身上的血气。血气固然不可以称为理，但舍除血气，性情又将以什么为依托呢？当今好雕虫小技的读书人，沉溺于声律词藻的末节，至于有些略微明了道的人，又说读圣贤书应当在于明了道理，不应详究他的文字。这好比讨论看人应当看他的心所负载的理，而不应当看他的表面言行这样的血气末节，这话岂不荒谬吗？倘若知道舍除血气则无以见心中所存之理，则知道舍除文字则不可能见圣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