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得从翦除左宗棠的羽翼着手。李鸿章手下的谋士，都有这样一种见解，且认为第一个目标，应该是胡雪岩。
于是上海道邵友濂便与盛宣怀等人，密密商定了一个打击胡雪岩的办法，在洋债还款这件事上，造成胡雪岩的困窘。
其时胡雪岩经手、尚未清结的借款，还有两笔，一笔是光绪四年八月所借的商款，华洋各计，总计六百五十万两，洋款不借借商款，其中别有衷曲，原来光绪三年，由胡雪岩经手，向汇丰银行借款五百万两，借还均用实银，条件是月息一分二厘五，期限七年，连本带利分十四期拔还。
每期六个月，仍由浙、粤、江海、江汉四关出票，按期偿还。此外有个附带条件，即商定此项条件后，如果借方作罢，三个月内关票不到，则胡雪岩罚银十五万两，汇丰如果三个月内不交银，罚款相同。
这笔借款由于两江总督沈葆祯的介人，一波三折，拖延甚久。其时西征军事颇为顺手，刘锦棠率军自乌鲁木齐南进，并分兵与陕西提督张曜会攻吐鲁番，一举克复，回民起义首领之一的白彦虎率部西撤，刘锦棠亦推进至吐鲁番盆地西端的托克逊，俘两万余众。但义军余部经和硕、焉耆，出铁门关在库尔勒地方，重做集结，而西征军却因粮饷困难，无法西进，左宗棠着急得不得了。好不容易在五月里谈成功了这笔洋债，至少望梅止渴，军心先是一振，同时在上海、湖北、陕西的三处粮台，借商款应急，亦比较容易措手了。
哪知在办手续时，起了波折，原来英商汇丰银行贷款，照例要由总理衙门出面，致英国公使一个照会，叙明借款条件等等，由英国公使再转行总税务司及驻上海领事，转知汇丰银行照办。
这一来，如果贷款放出去收不回，便可由英国向中国交涉，这通照会实际上是中国政府所出的保证书，所以由汇丰银行拟好稿子，交给胡雪岩，再经左宗棠咨请总理衙门办理，而汇丰的稿子中，说明“息银不得过一分”，然则左宗棠的奏折中，何以说是月息一分二厘五？为此，其中处于关键地位
的总税务司赫德，表示这笔借款不能成立。
这当然要查。左宗棠根据胡雪岩的答复回奏，说汇丰的息银，只有一分，诚然不错，但付款办法是以先令计算，折付银元，这种银元，一向在东南各省通用，称之为“烂番银”，西北向不通用，所以仍旧需借以两为单位的现银。
但先令的市价，根据伦敦挂牌，早晚不同，到时候如果汇价上涨，胡雪岩便要吃赔帐，所以接洽德商泰来洋行，“包认仙令”，这要承担相当风险，泰来洋行得息二厘五，并不为多。
左宗棠表示，此案“首尾本属一贯”，只是前次“未经声叙明析”，又力言胡雪岩“息借洋款，实无别故”。很显然的，这是左宗棠硬顶下来的，朝廷不能不买他的老面子。左宗棠心理却觉得很不是味道，从此对胡雪岩的信用便打了一个折扣，可是却不能不用胡雪岩。
胡雪岩当然亦想力盖前愆，于是而有借商款的办法，这年——光绪三年年底，左宗棠写给胡雪岩的复信说：“今岁饷事，拮据殊常，非枢邸严催协饷，筹部款，大局已不可问。洋款枝节横生，非阁下苦心孤诣，竭力维持，无从说起。
“现在年关满饷，仍待洋款头批速到，始够支销，除清还鄂欠外，尚须匀拨陕赈及甘属灾黎，所余洋款，除清还沪局借款外，核计敷至明年夏秋之交而止，此后又不知何以为计？尊意以为兵事可慰，饷事则殊可忧，不得不先一年预为之地，洵切实确凿之论，弟心中所欲奉商者，阁下已代为计之，非设身处地，通盘熟筹，不能道其只字，万里同心，不言而喻。”
原来胡雪岩早替左宗棠算过了，年底本应发饷，陕甘两省旱灾要赈济，再还了湖北、上海两处借款，到得明年夏秋之间，便又是青黄不接的时期了。
借款筹饷要早一年便须着手。
可是洋款已不能借。借洋款是国家的责任，虽说由各省协饷，但灾荒连年，各省情形都不好，欠解西征协饷，无法归还欠款，仍需政府设法，所以根本不能再提洋款。而且左宗棠因为借洋款，要受赫德的气，自己亦不大愿意借洋款，尤其是英商的款子。
胡雪岩想到左宗棠说过，“息耗太重，如果是商款，楚弓楚得，倒还罢了。洋人赚了我们重利，还要多方挑剔，实在不甘。”同时又一再表示，“何必海关及各省出票？倒象是各省替陕甘来还债，其实还的还是陕甘应得的协饷。我主持西征，筹饷我有全权，协饷不到，先借款子来接济，这就是所谓调度。商人如果相信陕甘相信我，由陕甘出票就可以了，何必劳动总署？”
因此他设计了一套借商款的办法，往返磋商，终于定议，由胡雪岩邀集商股一百七十五万两，另由汇丰“认股”一百七十五万两，合共三百五十万，组织一个乾泰公司负责借出。照左宗棠的计算，在七年之中，陕甘可得协饷一千八百八十万以上，除还洋款以外，至少尚有千万之多，所以借几百万商款，一定能够清偿，但协饷收到的日期不一，多寡不定，所以提出来一个“机圆法活”的要求，第一，不出关票，第二，不定年限，可以早还，亦可以迟还，第三，有钱就还，无钱暂欠，利息照算，不必定为几个月一期。
这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胡雪岩只能替他办到不出关票，此外年限定为六年，期次仍是半年一期，利息是一分二。
当然借商款亦需奏准，左宗棠于光绪四年八月十六日出奏，一个月以后奏到廷寄：“借用商款，息银既重、各省关每年除划还本息外，京协各饷，
更属无从筹措，本系万不得已之计。此交姑念左宗棠筹办各务，事在垂成，准照所议办理。嗣后无论何项急需，不得动辄息借商款，致贻后累。“
所谓“京饷”，即是在京的各项开支，包括文武百官的俸给、八旗士兵的饷项，以及一年三次送入宫内供两宫太后及皇帝私人开支的“交进银”在内，是最重要的一笔预算，由于左宗棠动辄借款之累，连京饷都“无从筹措”，这话说得很重了。
为此，一直到上年左宗棠奉召人京，为了替刘锦棠筹划西征善后，才迫不得已，在近乎独断独行的情况下，借了汇丰银行招股所贷的四百万两。
这两笔款子的风险，都在胡雪岩一个人身上。三百五十万的商款，自光绪五年起分期拔还，几乎已还了一半，而且每期本息约十来万银子，邵友濂亦知道，难不倒胡雪岩，要刁难他，只有在光绪七年所借的那一笔上。
这笔款子实收于光绪七年四月，年息九厘九毫五，前两年只付息，不还本，第三年起每年拔本一百万两，分两期给付，光绪九年四月付第一期、十月付第二期，每期各五十万两。
以前各次洋债，虽由胡雪岩经手，但如何偿还，不用他来操心，因为各省督抚加了印的“关票”，汇票于江海关后，税务司还要签押负连带责任，如果各省的“关票”不能兑现，税务司可以截留税款，代为抵付。可是这最后一次的四百万两，在借款时为了替刘锦棠解除后顾之忧，左宗棠近乎独断独行，只以为未来数年协饷尚多，不愁无法偿还，所以大包大揽他说：本银“如期由上海转运局经手交还，如上海无银，应准其向户部如期兑取。”
这一唯恐总理衙门及李鸿章策动赫德阻挠，但求成功不惜迁就的承诺，无形之中使将全部风险都加了在胡雪岩的肩头上，因为各省如果不解，汇丰银行一定找胡雪岩，他们不必多费周折，请英国公使出面跟户部打交道，以胡雪岩的财力、信用与担当，每期五十万两银子的本银，亦一定挑得起来。
话虽如此，五十万两银子到底不是一个小数目。邵友濂与盛宣怀密密商定，到时候“挤他一挤”，虽未必能挤倒，至少可以打击打击他的信用。
其时——光绪九年春天，中法的关系复又恶化了。本来前一年十一月间，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在上海谈判，已经达成了和平解决在越南的纠纷的三点协议。但法国海军部及殖民部，分别向他们的外交部表示，不满宝海与李鸿章的协议，海军方面且已增兵越南北部的海防。而又恰好法国发生政潮，新内阁的外交部长沙美拉库支持军部的主张，推翻前议，而且将宝海撤任，另派特使德理固专程来华谈判。
妙的是法国公使宝海，特为自上海到天津去看李鸿章，他劝李鸿章坚持前议，不妨指责法国政府违约。有了这种反对他们政府的法国公使，李鸿章觉得谈和又有把握了，所以仍旧照原定计划，奏请准予给假回籍葬亲。李还不肯回任，但为了开始建设旅顺军港，北洋大臣的差使是接下来了，既然请假，北洋大臣自然由张树声暂署。
但就在二月里，李鸿章在合肥原籍时，法军在越南复又动武，不但攻占越南南定，而且直接侵犯中国在越南权益，招商局运米的船，在海防为法军扣押，设在海防及顺安的两处仓库，为法军占领，其中的存粮及其他物品，当然也被没收了。加以越南政府除行文礼部乞援外，并特派“刑部尚书”范慎来华，效“申包青哭秦庭”，因此，朝中震动，清议昂扬，都主张采取强硬的对策，甚至驻英兼驻法公使一等毅勇侯曾纪泽，亦打电报回来，建议派军援越，不可对法国让步。
当时疆臣亦多主哉，云贵总督岑毓英，备战已有多时，但署理两广总督的曾国荃，却不愿轻启战端，清议深为不满，因而主持总署的恭王，一面循外交途径向法国抗议，一面奏准命李鸿章迅回直隶总督本任，接着降谕，派李鸿章以直隶总督的身分迅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节制。同时命左宗棠筹划江南防军，待命南调援越。
这时胡雪岩恰好在江宁，便跟左宗棠说：“好象应该还有张制军回两广本任的上谕，不然，李合肥一到天津，不就是有了两位直隶总署？”
“妙就妙在没有张振轩回本任的上谕。”左宗棠答说，“总署也知道李少荃决不会到广东，恐怕也不会回天津。”
“这，大人倒多指点指点，让我们也开开茅塞。”
“李少荃看在曾文正分上，对曾老九一向是很客气的。当年江宁之围，师老无功，李少荃已经克复了常州，朝命赴援江宁，他按兵不动，为的是不愿分曾老九的功。你想，如今他如果一到广东，曾老九怎么办？”
“是，是。”胡雪岩想了一下说：“大人说李合肥也不会到天津，是怕一到了，张制军就得回广东，那一来不是又要把曾九帅挤走的吗？”
“正是如此。”
“照此说来，京里只说叫李某某回任，对于张曾两位没有交代，意思也就是要李合肥只领虚衔，暂时不必回任。”
“不错，举一反三，你明白了。”
“那么，李合肥怎么办呢？”
左宗棠沉吟了好一会问说：“你看呢？”
“我看，他仍旧会到上海。”
左宗棠点点头，“我想他也只能先驻上海。”他说：“而且他也不能忘情上海。”
胡雪岩当即说道：“我本来想跟大人辞了行，回杭州，以后再到上海，照现在看，似乎应该直接到上海的好。”
原来各省关应解陕甘，以便还本的协款，都交由江海关代转，所以各省解缴的情况如何，非要胡雪岩到上海去查了才知道。
“好，你到上海首先办这件事，看情形如何，赶紧写信来。看哪里还没有解到，好及早去催。”
胡雪岩的估计很正确，李鸿章果然奏请暂驻上海，统筹全局，察酌南北军情，再取进止。意思是江南防军如果力量不足，无法南调，那就不一定用武，以求和为宜。恭王懂他的用意，奏请准如所请，于是李鸿章在三月底专轮到了上海，驻节天后宫行辕。
五萧瑟洋场一见古应春的面，胡雪岩吓一跳，他人都瘦得落形了。
“应春，你，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唉！”古应春长长地叹口气，“小爷叔，我的运气太坏！也怪我自己大意。”
“你出了什么事？快告诉我。”
“我要倾家荡产了。”古应春说，“都是听信了徐雨之的话。”
这徐雨之是广东籍的富商，胡雪岩跟他也很熟。此人单名一个润字，人很能干，运气也很好，在上海一家洋行学生意，深得洋人的器重，从二十二岁开始与人合伙开钱庄，开丝号，开茶栈，无不大发利市。同治二年二十六岁，已经积货十来万，在江南粮台报捐员外郎，加捐花翎，俨然上海洋场上有名的绅士了。
因此，同治十年得了个差使，那里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曾国藩决定挑选幼童出洋留学，事先研究，这批幼童以在广东挑选为宜，因为美国的华侨绝大部分是广东人，广东风气开通，作父兄的固不以幼年子弟在万里重洋之外而不放心，而此辈幼童在美国常有乡音亲切的长辈去看他们，亦可以稍慰思乡之苦。
萧瑟洋场 第17章
由于徐润是上海“广东帮”商人的领袖，所以曾国藩把这个差使交了给他。徐润策划得很周到，挑选了一百二十个资质很不错的幼童，分四批出洋，每批三十人，第一批在同治十一年七月初上船，由容闳带队，大部分是广东籍，广东籍中又以香山为最多，因为徐润就是香山人。
当然，也有其他省份的人，但为数极少，只得五个，两个江苏、一个山东、一个福建，还有一个是徽州人，不过是广东招来的，这个十二岁、生在辛酉政变那一年的幼童，叫做詹天佑，他的父亲叫詹作屏，在福建船政局当机器匠，家眷寄居广州。詹天佑应募时，有人劝詹作屏让他的儿子学法律，学成回国，可以做官，但詹作屏坚持他的儿子要学技艺，而且要学最新的技艺。
第二批是在同治十二年五月放洋的，由徐润的亲家黄平甫领队。这回在挑选的官费生三十名以外，另有七名广东少年，由他们的家长自备资斧，请黄平甫带到美国，风气到底大开了，已经有自费留学的了。
第三批是在同治十三年八月间派遣。这回与以前不同的是，除了两个学技艺、一个学机器以外，其余的都念普通学校，年长的念“中馆”，年幼的念“小馆”，但所谓年长，亦不过十三岁，如广东香山的唐绍仪、江苏常州的朱宝奎，而最年幼的，至少也要十岁。
第四批放洋在光绪元年九月，增加了十个名额，一共是四十名，这回一律念普通学校，到中学毕业，再视他们性之所近，决定学什么，同时外省籍的幼童也多了，但仍不脱江苏、浙江、安徽三省。
幼童放洋是曾国藩所创议，但他不及见第一批幼童放洋，同治十一年二月殁于任上，以后便由李鸿章支持这件事，徐润亦由此获得李鸿章的赏识，由北洋札委为招商局的会办，与盛宣怀同事。
在这七八年中，徐润的事业蒸蒸日上，当然还远不及胡雪岩，但亦算是上海“夷场”上的殷商。
胡雪岩跟他除了作善举以外，别无生意上的往来，而古应春因为原籍广
东，又以跟洋商打交道时，常会聚在一起，所以跟徐润走得很近，也有好些合伙的事业，其中之一是做房地产生意。
徐润的房地产很多，地皮有两千九百多亩，建成的洋房有五十一所，市房更多，不下两千间，照帐面上算，值到两百二十几万，但积压的资本太重，空地毫无收入，还要付税，市房则只是收租金，为数有限。于是，他有一个英国朋友，名叫顾林，此人在英国是个爵士，本人热心运动，交游很广，亦很懂生意经，他向徐润建议，彼此合作。
顾林亦是古应春的朋友，因此，徐润邀他跟顾林一起谈合作，“我们组织一个大公司，投入资金，在空地上都盖起房子来。”顾林说道：“造一批，卖一批，卖来的款子造第二批。空地用完了，把旧房子再来翻造，不断更新，外国的大都市，尤其是美国，都是这样建造起来的。”
这个周而复始盖房子的诀窍，徐润也懂，“可是，”他问：“这要大批现金，你能不能投资？”
“当然，我没有这个意思，不会跟你谈合作。不过，我也是要回国去招股。我们把合作的办法商量好了，拿章程在伦敦市场上传了出去，相信不到三个月，就能把股本募足。”
“股本算多少呢？”
“这要看你的意思。你拿你的房地产作价，当然是实价，看值多少，我就募多少股本。”
徐润点点头问古应春：“你看呢？”
“他这个法子可行，也很公平。不过，我认为我们这方面股份要多占些。”
徐润想了一下，提出很明确有办法，这中英合资的公司股本定为四百万两，华方占五成半，英方占四成半，华方以房地产核实作价，英方四成半计一百八十万两，由英国汇来现金。
于是，请律师撰文签订了草约，徐润还送了一万两银子给顾林，让他回国去招股。但是徐润的房地产，照实价只值一百五十万两，还要再买价值七十万两的地皮，才能凑足二百二十万两，合足五成半之数。
“应春兄，好朋友利益均沾，这七十万两，你来人股如何？”
古应春筹划了一下，愿意出五十万两银子。这是去年年底的话，到这年二月里，地皮买足数了，可是顾林却出了事。
原来顾林回到伦敦不久，在一次皇室邀请的狩猎会中，马失前蹄，人从马上倒载出去，头先着地，脑子受了重伤，请了两位名医诊治，性命虽已保住，但得了个癫症，合作设大公司的事，就此无疾而终。
这一来徐润跟古应春大受打击，因为中法在越南的纠纷，法国政府不惜推翻已经达成和解的协议，准备动武，且已派水师提督孤拔，率舰东来，同时国会通过，拨款五百万法郎，作为战费，因此上海谣言纷纷，流传最盛的一个说法是，法国军舰不断巡弋在吴淞口外，决定要攻制造局。胆小的人已经开始逃难，在这种风声鹤唳的情况之下，房地产根本无人问津。
“我那五十万银子，其中三十五万是借来的，现在银根紧到极点，上海三十几家钱庄，家家心惊肉跳，只怕再来一个风潮，大家提存挤兑，一倒就是多少家。我借的款子，催得很急，实在是急！每天都有钱庄里的伙计上门坐讨，只好不断同人家说好话。”古应春又说：“还有一层，我怕阿七晓得了着急，还要时时刻刻留心瞒住她，小爷叔，你想，我过的是啥日子？”
胡雪岩听了他这番话，再看到他憔悴的形容，侧然心伤，“应春，你放
心！“他拍一拍胸脯说：”我来替你了，都在我身上。“
古应春迟疑未答。胡雪岩倒奇怪了，照情理说，现有人替他一肩担承，他应该高兴才是，何以有此显得困惑的神情？
“应春，”他问：“还有啥难处？我们这样的交情，你还有啥在我面前说不出口的话？”
“小爷叔，”古应春顿了一下问道：“莫非上海的市面，你真的一点都不晓得？”
“怎么？市面有好有坏，这也是常有的事。”
古应春愣住了，好一会方始开口：“看起来你老人家真的不晓得。我现在说实话吧，来催讨欠款，催得最厉害的，就是老宓。”
此言一出，胡雪岩脸上火辣辣地发烧，真象上海人所说的“吃耳光”一样，一时心里七上八下，竟开不得口了。
原来古应春口中的“老宓”，就是他阜康钱庄的档手宓本常。“自己人催欠款催得这么厉害！岂有此理！”胡雪岩非常生气，但转念一想，连自己人的欠款都催得这么厉害，可见得阜康的境况也很窘。
这一转念间，惊出一身汗，定一定神说道：“应春，你晓得的，这几年，阜康的事，我都交给老窗，难得问一问，照现在看，阜康的银根好象比哪一家部紧，你倒同我说一说，到底是怎么个情形？”
“小爷叔，你从江宁来，莫非没有听左大人跟你谈上海的市面？”
“怎么？上海的市面，莫非……”
“从来没有这么坏过。小爷叔，你晓得现在上海的现银有多少？”
“有多少？”
“这个。”古应春伸一指相示。
“一千万？”
“一百万。”
胡雪岩大吃一惊，“真的？”他问。
“你问老宓就晓得了。”
胡雪岩仍旧有点不大相信，“市面这么坏，应该有人告诉左大人啊！”
他说，“我在江宁，跟左大人谈起上海。他说因为法国称兵，上海市面多少受点影响，不过不要紧。”
“哼！”古应春冷笑一声：“现在做官的，哪个不是瞒上欺下，只会做喜鹊，不肯当乌鸦。”
“走！”胡雪岩说：“我们一起到集贤里去。”
阜康钱庄设在英租界集贤里，与胡雪岩的公馆只隔一条马路，他经常是安步当车走了去的。正要出门时，女管家陈嫂赶出来问道：“老爷，啥辰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