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忘了把可拉明放进去。”希拉尔多大夫嘱咐妻子说。睡觉之前，他的妻子把急救药品放进小药箱里。他们俩还在惦记着蒙铁尔寡妇。服用了最后一剂鲁米那之后，寡妇硬挺挺的像个死人。堂萨瓦斯刚和卡米查埃尔先生进行了一番长谈，谈得把时间都忘了。钟声响到第七下的时候，他还在办公室里用天平称第二天的早餐。他的妻子披头散发地从卧室里跑出来。河水停滞不流了。“唉，今天晚上啊……”黑暗中有人低声说。这时候，第八下钟声敲响了，低沉的声音在小镇上空弥漫开来。十五秒钟前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冒火花，现在完全熄灭了。
宵禁的号声响过以后，希拉尔多大夫合上书。他的妻子把小药箱放在床头柜上，脸冲着墙躺下，关了灯。大夫又把书打开，但是没有看下去。夫妻俩有节奏地喘着气。万籁俱寂的小镇似乎缩小了，缩到只有卧室那么大，全镇仿佛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想什么呢？”
“什么也没想。”大夫回答说。
直到十一点钟，大夫的精神仍旧集中不起来。手上的书还是八点钟看的那一页。他把这页折起一个角，将书放在床头柜上。妻子已经睡着了。想想过去每逢宵禁，他们俩总是睁着眼守到天亮，侧耳细听什么地方枪响，有什么情况。有几次听见皮靴的槖槖声和武器的铿锵声一直响到自家门前。他们坐在床上，等着一阵冰雹般的子弹把门打烂。再往后，他们学会了分辨各种恐怖活动的动静。很多个晚上，他们把准备分发的秘密传单塞进枕头里，头靠着枕头彻夜不眠。一天清晨，诊所的大门对面响起了拉动枪栓的咔咔声。过了一会儿，只听镇长用疲乏的声音说：“这儿用不着。这个家伙不会参与什么活动的。”希拉尔多大夫赶忙关上灯，躺下睡觉。
后半夜又下起小雨。守在码头一角的理发师和另外一个人离开岗位，到本哈民先生店铺的房檐下避雨。理发师点燃一支香烟，借着火柴的光亮打量了一下枪支。枪是新的。
“美国制造。”他说。
另外那个人划亮了几根火柴，想看看他那支卡宾枪的牌号，可是没有找到。一滴水从房檐上落下来，啪嗒一声掉在枪托上。“今天这事可真是怪，”他低声说着，用袖子擦干枪托，“发给咱们一人一支枪，叫咱们在雨底下挨浇。”在黑咕隆咚的小镇上，只听见房檐上雨水的滴答声。
“咱们是九个人，”理发师说，“他们呢，包括镇长在内是七个人，有三个人还待在警察局。”
“刚才我也这么想来着。”另外那个人说。
蓦地，镇长用手电筒照在他们身上，只见他们蹲在墙根，用身子护住枪，房檐的水滴像小铅弹一样在他们的鞋上迸溅开来。镇长认出了他们，把手电筒关掉，钻到屋檐下面。他身穿一件军用雨衣，武装带上挂着一支冲锋枪，身边带了一名警察。他看了看右手上的手表，命令警察说：
“你到警察局去一趟，看看夜宵怎么样了。”
他说话很用力，像下作战命令一样。警察消失在迷蒙的雨中。镇长挨着招募来的人坐在地上。
“有事吗？”他问。
“没事。”理发师说。
另外那个人递给镇长一支香烟，镇长没要。那人给自己点上了一支。
“您要我们干到什么时候为止啊，中尉？”
“谁知道啊，”镇长说，“眼下只能说等到宵禁结束。明天再说明天的。”
“得等到五点！”理发师喊道。
“好家伙！”另外那个人说，“我从今天早上四点钟起就一直站着。”
透过淅淅沥沥的雨声传来了一群狗的乱吠。后来，只剩下一只狗还在一声一声地叫。这时候，镇长才无精打采地冲着那名招募来的人说：
“有话尽管跟我说，这种事我干了半辈子了。我真有点困啦。”
“有什么用，”理发师说，“这种干法根本不对头。老娘儿们才这么干呢。”
“我也开始琢磨这件事。”镇长叹了口气。
警察回来报告说，等雨一停，马上就送夜宵来，又说，抓住了一个没有通行证的女人，她在警察局等候镇长。
这个女人是卡桑德拉。在阳台昏暗的灯光照射下，屋里显得暗幽幽的。卡桑德拉盖着一块油布躺在折叠椅上睡觉。镇长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她的鼻子。她哼了一声，使劲地摇了摇头，睁开眼睛。“我正做梦呢。”她说。
镇长打开屋里的灯。卡桑德拉用手捂住眼睛，嘟嘟囔囔地扭过身去。镇长看见她那银白色的指甲和光溜溜的胳肢窝，心中不觉一动。
“您可真沉得住气，”她说，“我十一点就来了。”
“我以为你在我的住处等我呢。”镇长抱歉地说。
“我不是没有通行证吗？”
两天前她的头发是古铜色的，现在变成了银灰色。“这事怨我，是我疏忽了。”镇长笑了笑，挂好雨衣，坐在她身旁的椅子上。“但愿他们没把你当作贴匿名帖的。”这时候，卡桑德拉又变得嘻嘻哈哈了。
“但愿他们这么以为，”她回答说，“我就爱看人一惊一乍的。”
镇长突然显得有点神不守舍的样子。他把指关节弄得咔咔响，低声下气地说：“我需要你帮个忙。”她察言观色地看了他一眼。
“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镇长接着说，“你拿牌算一算，能不能找出谁贴的匿名帖。”
她把脸转向一边。“明白了。”她稍微沉吟了一下说。镇长催促道：
“说来说去，这也是为你们好。”
她点了点头。
“我已经算过了。”她说。
镇长几乎掩饰不住焦急的心情。“这个卦很怪，”卡桑德拉装腔作势地继续说，“卦上说得十分明白。往桌子上一摆，吓了我一大跳。”她连喘气都显得很紧张。
“是谁？”
“不是哪一个人，全镇的人都有份。”
第八章
礼拜天，阿希斯寡妇的几个儿子回到镇上来望弥撒。除了罗贝托·阿希斯之外，还有弟兄七个。这七个人仿佛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个个五大三粗，干起重活来像骡子一样。妈妈说什么，他们听什么。罗贝托·阿希斯年岁最小，却只有他成家了。他和几个哥哥唯有一点长得像——鼻梁高高耸起。他身子骨单薄，举止文雅，像个女孩子。阿希斯寡妇老盼着生个女儿，有这么个儿子，好歹也算是一种安慰吧。
阿希斯家的七兄弟把牲口驮来的东西卸在厨房里，有绑着腿的小鸡、青菜、奶酪、红糖、咸肉，堆了一地。阿希斯寡妇在这堆东西中间走来走去，给女仆们分派活计。厨房里腾出地方以后，她让女仆从每样东西里挑出最好的给安赫尔神父送去。
这位堂区神父正在刮胡子，不时地把手伸到院子里，接点雨水弄湿下巴。快刮完脸的时候，突然闯进来两个赤脚的女孩，连门也没敲。她们把几个熟菠萝、半熟的芭蕉、红糖、奶酪、一篮青菜和新鲜的鸡蛋倒在他面前。
安赫尔神父冲她们挤了挤右眼。“嚯，这可真像是兔子布莱尔[1]在做梦啊！”他说。年纪比较小的那个女孩瞪大眼睛，用食指指着神父说：
“你看，神父也刮胡子！”
另外那个女孩把她拉到大门口。“你原以为怎样？”堂区神父微微一笑，旋即收住笑容道：“我们也是人哪！”说完，他看了看摊在地上的食物，心想只有阿希斯家才拿得出这么多东西。
“去跟小伙子们说，”他几乎喊了起来，“上帝保佑他们身体健康。”
安赫尔神父虽然干了四十年的神职工作，每逢盛典还是控制不住紧张情绪。胡子还没刮完，他就把工具收起来了，然后把食物捡起来，推到放缸的地方，最后走进圣器室，在长袍上擦了擦手。
教堂里坐满了人。阿希斯兄弟几个，还有母亲和弟妹坐在靠近讲坛的两张长靠背椅上。椅子是他们布施给教堂的，每张椅子的小铜牌上都刻着他们的名字。几个月来，他们兄弟几个一直在外面，今天第一次凑到一起上教堂来。看那一身身衣着，人们一定会想他们是骑马来的。大儿子克里斯蒂瓦尔·阿希斯半小时前才从牧场赶回来，连脸都没来得及刮一刮，脚上还穿着马靴马刺。看见这个像半截黑塔似的山民，人们都会相信塞萨尔·蒙特罗的确是老阿达尔贝托·阿希斯的私生子。这件事大家都在公开议论，但却从未得到证实。
安赫尔神父在圣器室里碰上一件不顺心的事：做礼拜用的法袍没放在原处。辅祭看见神父慌里慌张地翻箱倒柜，心中暗自责怪自己。
“去叫特莉妮达来，”神父命令说，“问问她把法袍的黑带子放在哪儿了。”
神父忘记了特莉妮达从礼拜六就病倒了。辅祭以为特莉妮达一准是带了些什么活计回家了。安赫尔神父只好穿上主持葬礼时用的法袍。他费了半天劲，精神怎么也集中不起来，走上讲坛时，心情烦躁，呼吸急促，突然发现前几天想好的那些道理似乎没什么分量，不像他独自一人坐在屋里时想得那么有说服力。
安赫尔神父前后讲了十分钟。一些从未有过的杂七杂八的念头在脑海里上下翻腾，弄得他上句不接下句。这时候，他猛然瞥见阿希斯寡妇和环绕在她身边的儿子们。不过，他觉得眼前仿佛摆着一张几百年后的模糊不清的全家福相片。只有蕾薇卡·德阿希斯显得活生生的：手拿着檀香扇，挺着胸脯，真可谓光彩照人。直到布道结束，安赫尔神父也没有直接谈及匿名帖的事。
阿希斯寡妇木呆呆地愣了几分钟。在开始望弥撒时，她心里很烦躁，把结婚戒指摘下来戴上，戴上又摘下来。过了一会儿，她画了个十字，站起来，从中央通道走出教堂。几个儿子乱哄哄地跟在后面。
经过一夜的思索，今天早晨希拉尔多大夫终于明白了人为什么要自杀。蒙蒙细雨还在悄然无声地飘落。邻家的美洲鸟像吹口哨似的叫个不停。大夫在刷牙，他妻子在一边唠叨着。
“礼拜天就是怪，”她摆好桌子准备吃早餐，“闻着总有一股牲口味，好像有谁把礼拜天像牲口一样大卸八块挂起来似的。”
大夫安好自动刮脸刀开始刮脸。他的眼泡发肿，眼睛湿乎乎的。“你又没睡好，”妻子说，然后略带点哭腔道，“过不了几个礼拜天，你一觉醒来就会变成一个老头子了。”她头上堆满发卷，身穿一件破旧的晨衣。
“劳您大驾，”大夫说，“少说两句吧！”
她走到厨房里去，把咖啡壶放在炉子上，一边等着烧开，一边听美洲鸟的啼叫。过了一会儿，听到淋浴声，她便回到屋里，给丈夫拿好衣服，等他从浴室出来穿。把早餐端到桌上时，她看到丈夫已经穿戴整齐准备出门了。穿上那条卡其裤和运动衫，他显得年轻了一些。
吃早饭的时候，两个人一声也没吭。临到快吃完，大夫用亲切的目光端详着妻子。她低着头喝咖啡，身体微微地颤抖，像是在生闷气。
“怨我肝火太旺。”他抱歉地说。
“得了，说什么也盖不住你那臭架子。”她头也没抬地顶了一句。
“我大概是中毒了，”他说，“碰上下雨天，我的肝就出毛病。”
“你老是这么说，”她说，“从来也不治。再不注意，早晚得耽误了。”
他装作信以为真的样子。“十二月份，”他说，“咱们到海边去过半个月。”餐厅和院子之间有道木栅栏。大夫隔着栅栏的菱形格子看了看外面的牛毛细雨。在这漫长的十月里，院子显得格外凄凉。他说：“至少有四个月了吧，还没见过像今天这样的礼拜天呢。”她把盘子摞起来，端到厨房去。等她回到餐厅的时候，大夫已经戴好草帽，正在收拾药箱。
“你是不是说过又看见阿希斯寡妇从教堂里出来？”他说。
这件事是他刷牙之前妻子告诉他的。不过，当时他没注意听。
“今年她去过教堂三次，”她说，“看起来，她找不到别的法子消遣解闷了。”
大夫笑了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
“有钱人全都发疯了。”
几个女人从教堂出来，走进蒙铁尔家，去看望蒙铁尔寡妇。大夫冲待在客厅里的几位妇女点了点头，走到楼梯拐角处，听到身后一阵轻轻的嬉笑声。他走到卧室门口，听见里面还有其他女人，于是敲了敲门，里面有人说：“进来！”
蒙铁尔寡妇披头散发地坐在床上，两手把被单拉到胸前，怀里放着一面镜子和一把牛角梳。
“看样子，您这儿在过节吧！”大夫对她说。
“是十五周年。”一个女人说。
“十八周年。”蒙铁尔寡妇纠正道，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她又躺下去，把被单一直拉到脖子上。“当然，”她心情愉快地说，“一个男人也没请。只有您是例外，大夫，这可不是个好征兆啊。”
大夫把被雨淋湿的草帽放在小柜上。“做得对，”他暗自高兴地观察着病人，嘴里说着，“看样子，这儿没我的事啦。”随后他转向大家，抱歉地说：
“让我看看好吗？”
屋里只剩下蒙铁尔寡妇和大夫两个人。病人的脸上现出一副痛苦的表情，大夫似乎没有留意。他一边把药箱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床头柜上，一边愉决地同她拉家常。
“大夫，我求求您，”寡妇恳求说，“别再给我打针了，我的屁股快成筛子底了。”
“这个针剂可是个好东西，”大夫微微一笑说，“是医生的饭碗。”
她也笑了。
“我说的是真话，”她隔着被单摸了摸屁股说，“这儿整个都淤血了，连我自己都不敢碰。”
“那就别碰好了。”大夫说。
听了这话，寡妇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虽说今天是礼拜天，您还是说点正经的吧，大夫。”
医生把她的袖子卷上去，准备量血压。
“大夫不让我大笑，”她说，“说这对肝不好。”
量血压的时候，寡妇像小孩子一样好奇地看着血压计的水银柱。“我这一辈子见到过不少的表，数这种表最新奇。”她说。大夫全神贯注地看着水银柱，松开了捏住充气球的手。
“这种表每天叫人起床，可准时了。”他说。
量完血压，大夫一面卷血压计的橡皮管，一面仔细地观察病人的气色。他把一瓶白药片放在小桌上，瓶上写着每隔十二小时服一片。“您不是不想打针吗？”他说，“那就不打了。您的身子骨比我还强呢。”寡妇露出很不耐烦的样子。
“我什么病也没有！”
“我也这么说，”大夫回答道，“既然要收您的钱，总得造出点病来，”
寡妇不愿理睬大夫这番话，她又问：
“我还要不要躺着呀？”
“照我看，”大夫说，“根本用不着。您下楼到客厅去，照常接待来访的客人。此外，”他狡黠地一笑说，“要谈的事多着呢。”
“看在上帝的面上，大夫，”她高声喊道，“少说两句俏皮话吧。我看，匿名帖准是您贴的！”
这句话把希拉尔多大夫逗笑了。出来的时候，他匆匆地扫了一眼放在卧室一角的钉着黄铜钉的皮箱。那是寡妇准备出门带走的。“等您周游世界回来，”他在门口嚷道，“别忘给我带点东西。”寡妇不慌不忙地开始梳理头发。
“放心吧，大夫。”
寡妇没有下楼到客厅去。她待在床上，直到最后一名客人离去，才穿好衣服。卡米查埃尔先生进来时，看见她正对着半开的阳台门吃饭。
寡妇两眼盯着阳台，随口和卡米查埃尔先生寒暄了一声。“不管怎么说，”她说，“我还是挺喜欢这个女人的，她真勇敢。”卡米查埃尔先生也朝阿希斯寡妇家瞥了一眼。快十一点了，她家的门窗还关得严严实实的。
“本性难移嘛，”卡米查埃尔先生说，“您看她，一辈子只会生男孩，性子也只能是这样。”说着转过脸来对蒙铁尔寡妇补充了一句：“您今天可真像一朵玫瑰花。”
好像为了证实这句话，她脸上露出甜蜜的笑容。“有件事您知道吗？”她问。卡米查埃尔先生迟疑了一下，她抢先回答说：
“希拉尔多大夫认为我发疯了。”
“哪里的话。”
寡妇点点头，又说：“也许他和您谈过了，要把我送进疯人院。这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卡米查埃尔先生真不知怎样摆脱她的纠缠。
“今天一上午我根本没出门。”他说。
说着话，他坐到靠床边那把软皮椅上。寡妇忽然想起何塞·蒙铁尔脑溢血后，临死前十五分钟就坐在那把椅子上。“既然如此，”她不愿意多想这些晦气事，于是说，“今天下午他一定会找你。”她面带笑容地换了个话题继续道：
“您跟萨瓦斯老爹谈过了吗？”
卡米查埃尔先生点了点头，表示谈过了。
的确，礼拜五和礼拜六他多方试探，打算了解一下堂萨瓦斯对变卖何塞·蒙铁尔的遗产有什么反应。堂萨瓦斯这个人城府很深。据卡米查埃尔先生推测，他好像愿意买下来。寡妇耐心地听他说完，然后平心静气地说：“那就下礼拜三办吧。不行，就再下一个礼拜三。”无论如何，十月底之前她一定要离开这个镇。
镇长一伸左手，倏地拔出手枪，浑身肌肉绷得紧紧的，差一点扣动扳机。这时他才完全清醒过来，一看进来的是阿尔卡迪奥法官。
“他奶奶的。”
阿尔卡迪奥法官吓得呆若木鸡。
“以后您少来这一套。”镇长说着话收起了手枪，又一屁股跌坐在帆布椅上，“我睡觉时耳朵特别灵。”
“门没关上。”阿尔卡迪奥法官说。
黎明回来的时候，镇长忘记关门。他实在太累了，往椅子上一坐便呼呼睡着了。
“几点了？”
“快十二点了。”阿尔卡迪奥法官说。
他的声音还有点发抖。
“困死了。”镇长说。
他伸个懒腰，打了个大呵欠，觉得时间仿佛停滞不动似的。尽管他工作勤恳，整夜整夜地不睡觉，匿名帖还是照样出现。就在今天凌晨，他的房间门上也贴了一张：“中尉：用枪打兀鹰，白费弹药。”镇长走到大街上，大声地自言自语说，准是参加巡夜的人站岗站腻了，到处贴匿名帖解闷。他心里明白，镇上的老百姓知道这件事一定开心死了。
“别想那些事了，”阿尔卡迪奥法官说，“咱们吃点东西去！”
镇长一点也不饿。他想再睡上一个小时，洗个澡再出门。阿尔卡迪奥法官和镇长正好相反，他精神焕发，身上干干净净的。他在回家吃午饭的路上经过镇长的住处，看见门开着，就走进来，打算跟镇长要一张宵禁后用的通行证。
中尉一口回绝说：“不行。”然后又用慈父般的口吻解释道：
“您最好还是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
阿尔卡迪奥法官点上了一支香烟，两眼瞅着火柴的火苗，让胸中的怒火平息一下，想顶撞镇长两句，一时又想不出说什么好。
“您别往坏处想，”镇长补充道，“我真巴不得和您换一换，晚上八点躺下睡觉，愿意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
“那还用说。”法官回答，然后又用十分明显的讥讽口吻说：“我白白活了三十五岁，就缺少一位像您这样的慈父随时关照。”
法官背过身去，像是从阳台上观赏外面阴沉沉的天色。镇长冷冰冰的一声不响。过了一会儿，他斩钉截铁地说：“法官！”阿尔卡迪奥法官转过身来，两个人的视线碰到一起。“我就是不发给你通行证，明白吗？”
法官咬了咬香烟，似乎要说什么，又克制住了。镇长听到他脚步迟缓地走下楼去，突然俯下身来喊道：
“法官！”
法官没有回答。
“咱们的交情还在嘛。”镇长喊道。
还是没有回答。
他猫着腰打算听一听阿尔卡迪奥法官有什么反应，只听得法官关上大门。屋里又剩下他一个人了，脑海里翻腾着一些往事，没有一点睡意。大白天他睡不着，觉得自己身陷在这小镇的泥潭里拔不出来。按说，他掌握小镇的命运已经好多年了，但是小镇还是那么陌生，让人捉摸不透。记得那天清晨，他带着一个用绳子捆好的旧纸箱，偷偷在小镇上了岸。上边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住这个小镇。当时他第一次领教了什么叫恐怖。他随身携带的唯一一张护身符是给一个暗藏的亲政府分子的一封信。第二天，他在一家碾米房找到了这个人，只见他穿着衬裤坐在大门口。按照那个人的指点，他和三名花钱雇来的心狠手辣的杀人犯一起完成了任务。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周围渐渐织起了一张无形的蛛网，可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天下午，哪怕他稍微明智一点，也会问一声：究竟是谁控制了谁？
面对着淫雨霏霏的阳台，镇长瞪着两只大眼一直躺到四点多钟。起来后，他洗了个澡，穿上军装，下楼到饭店去吃饭，然后又照例在警察局里巡视了一番。走到一个拐角，他忽然站住了，两手插在衣兜里不知干什么好。
黄昏时分，台球厅老板看见镇长走进来，两手还是插在衣兜里。老板从空荡荡的大厅尽头打了个招呼，镇长没有理他。
“来瓶矿泉水。”镇长说。
老板从冰箱往外拿瓶子的时候，响起了一阵哐啷哐啷的声音。
“这一两天您得去做个手术，”老板说，“肝上准保尽是小气泡。”
镇长端详一下杯子，喝了一口，打了个嗝。他把胳膊肘撑在柜台上，眼睛盯着杯子，又打了个嗝。广场上连个人影也瞧不见。
“我说，”镇长问，“出什么事了？”
“今天是礼拜天。”老板说。
“哦！”
他掏出一枚硬币放在柜台上，没有告辞一声就走了。走到广场的拐角，过来一个人。这个人走起路来一摇一晃，仿佛拖着条大尾巴。来人对镇长说了几句话，他一时没听明白，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他模模糊糊地觉得出了什么事，忙不迭地朝警察局走去，三蹦两跳地上了楼，根本没有注意到门口围着一群一群的人。一个警察迎面走来，递给他一张传单。用不着看，镇长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这是他在斗鸡场上散发的。”警察说。
镇长急匆匆地穿过走廊。他打开第一间牢房的门，手扶着门把手，定睛一看，只见在暗影里坐着一个约莫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尖下巴，面色蜡黄，脸上尽是麻子，头戴一顶小棒球帽，眼镜片全都碎了。
“你叫什么名字？”
“佩佩。”
“还有呢？”
“佩佩·阿马多。”
镇长打量了他一阵儿，极力回想着。小伙子坐在给犯人当床用的水泥台上，样子很平静。他摘下眼镜，用衬衣的下摆擦了擦，眯缝着眼睛看了镇长一眼。
“咱们在什么地方见过吗？”镇长问。
“就在这儿。”佩佩·阿马多说。
镇长没有走进牢房。他边想边打量着犯人，然后关上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