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锁上门，把钥匙放进口袋，走到大厅里，反复阅读那张秘密传单。
他朝着敞开的阳台坐下来，随手拍打着蚊子。空寂的大街上已经亮起了路灯。他很熟悉黄昏时的这种宁静。几年前，也是在这样一个黄昏，他充分体验到什么叫权势。
“看样子又来了。”他大声地自言自语说。
是的，又来了。和过去一样，传单两面都是油印的字。在秘密状态下，人们心情慌乱，印出的字模糊不清。单凭这一点，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能一下子认出来。
镇长在黑洞洞的房间里想了很久，把那张传单折起来又打开，打开又折起来，拿不定主意。最后，他把传单往衣兜里一揣，手指触到牢房的钥匙。
“罗维拉。”他叫道。
那名警察亲信在黑影中出现了。镇长把钥匙交给他。
“这个小伙子交给你管。”他说，“你要设法让他说出来，是谁把秘密传单带到镇上的。好言相劝他要是不听，”他一字一顿地说，“你可以用一切办法叫他开口。”
警察提醒镇长道，今晚他要值班。
“别去了，”镇长说，“没有新的命令，你什么也不用管。还有一件事，”他心血来潮似的接着说，“把院子里的人全都打发走，今天晚上不用巡夜了。”
随后，他把那三名警察——按照镇长的命令，他们一直待在警察局里无所事事——叫到那间铜墙铁壁的办公室里，让他们把锁在衣柜里的制服拿出来穿上。他们换衣服的时候，镇长把前几天晚上发给巡夜人的放烟火用的子弹从桌上收起来，又从保险柜里取出一把子弹。
“今天晚上你们去巡夜。”他一面说，一面检查枪支，把最好的几支枪发给他们，“你们什么也别干，可是一定要让大家知道是你们在街上巡查。”三名警察背上枪，镇长把子弹发给他们，站在他们面前说：“有一件事你们要听好，”他警告道，“谁要是胡来，我就要他站在院子的墙跟前，把他给毙了。”他等了一下，三个人没有答话。“懂了吗？”
三名警察当中，有一个长得像印第安人，相貌平常；另一个满头金发，身材魁梧，有一双亮晶晶的蓝眼睛。三个人把子弹装到子弹带里，听到镇长最后一句问话，马上立正说：
“明白了，中尉。”
“还有一件事，”镇长改用随随便便的口吻说，“阿希斯弟兄们都在镇上。今天晚上如果看到他们当中有人喝醉了，出来闹事，你们不要大惊小怪的。不管出什么事，千万别理他们。”三个人还是没有答话。“懂了吗？”
“明白了，中尉。”
“明白了就好，”镇长最后说，“打起精神来，好好干吧！”
因为宵禁，晚祷提前一个小时。做完晚祷，安赫尔神父关上教堂的大门，一股腐臭气味直钻鼻孔。但这股奇臭一下子就过去了，神父没太在意。过了一会儿，神父在煎青香蕉片、热牛奶准备吃饭的时候，才发现这股臭味是从哪儿来的。礼拜六特莉妮达生病以后，一直没人清理老鼠夹子。于是他又回到教堂，把老鼠夹子打开，将死老鼠拿掉，然后到和教堂相隔两条街的米娜家里去。
出来开门的是托托·比斯瓦尔。小小的堂屋里光线暗淡，零乱地放着几张小皮凳子，墙上挂着几幅版画。杯子里往外冒着热气。米娜的母亲和瞎奶奶在喝一种香喷喷的饮料。米娜在扎纸花。
“十五年了，”瞎老太太说，“您一直没到我们家来过，神父。”
确实如此。神父每天下午都从窗前经过，米娜就坐在窗前扎纸花，但是他从来没有进来过。
“不知不觉的，时间过得真快。”神父说。接着，他声称自己有急事，对托托·比斯瓦尔说：“这次来是想求您让米娜从明天起到我那儿去清理老鼠夹子。”他转过身来对米娜说：“特莉妮达上礼拜六病倒了。”
托托·比斯瓦尔当即答应了。
“嗐，白耽误工夫，”瞎老太太插话道，“别管怎么折腾，出不了今年，大伙儿全得完蛋。”
米娜的母亲连忙用手摁住她的膝盖，叫她住嘴。瞎老太太把她的手扒拉开。
“这种迷信邪说要受上帝惩罚的。”堂区神父说。
“纸上就这么写着，”瞎老太太说，“大街上血流成河，任凭谁也阻挡不住。”
神父向她投去怜悯的目光：她年纪太大了，面色苍白，没有一丝血色，两只死鱼眼似乎看透了一切事物的奥秘。
“这么说，我们都要受血的洗礼了。”米娜揶揄地说。
安赫尔神父偏过脸来，只见米娜满头漆黑的头发，脸庞和瞎奶奶一样苍白，周围环绕着一片彩纸彩带的迷雾，真像是学校晚会上的一幅寓意画。
“礼拜天，”神父对她说，“你还干活？”
“我早就说过了，”瞎老太太插嘴道，“像火烧眉毛似的。”
“穷人家不讲究这些。”米娜微笑着说。
托托·比斯瓦尔看见堂区神父一直站着，就拉过一把椅子，请他坐下。比斯瓦尔身体瘦弱，胆小怕事，一举一动老是那么畏畏缩缩的。
“谢谢，”神父婉言谢绝道，“宵禁的时间快到了，我得赶快回去。”他侧耳听了听，镇上静得出奇，于是说：“好像过了八点似的。”
当时他已经得知，牢房空了两年之后，佩佩·阿马多又进去了。镇上的居民又要受三名罪犯的摆布。从六点钟起，人们就躲在家里不出来了。
“莫名其妙，”安赫尔神父像是自言自语，“这种事，真是乱弹琴。”
“这种事早晚得出，”托托·比斯瓦尔说，“全国都罩在一张大蜘蛛网里。”
他随着神父来到门口。
“您没有看见秘密传单吗？”
安赫尔神父吃惊地停下脚步。
“又来了？”
“八月里，”瞎老太太说，“要有三天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米娜伸过一只胳臂，递给她一枝没做完的纸花。“少说两句吧，”她对瞎奶奶说，“把这个弄完。”瞎老太太摸了摸，原来是一枝纸花。
“这么说，又来了。”神父说。
“大概有一个礼拜了，”托托·比斯瓦尔说，“这儿有一张传单，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人送来的。您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
神父点了点头。
“传单上说，一切都原封未动，”托托·比斯瓦尔继续道，“政府是换了，还许了愿，说要和平，提出了各种保证。一开头大家都信以为真。可是，当官的呢，还是原班人马。”
“这话不假，”米娜的母亲插嘴道，“这不是，咱们这儿又宵禁了，那三个强盗又上街了。”
“还有一件新闻，”托托·比斯瓦尔说，“听说内地正在组织反政府的游击队。”
“这些都在纸上写着呢。”瞎老太太说。
“荒唐，”堂区神父边想边说，“应该承认，他们的态度和以前有所不同。或者，”他又改口道，“至少到今天晚上为止，态度是不一样嘛。”
过了几个小时，神父躺在蚊帐里，热得难以入眠。他自己问自己，我在这个堂区待的十九个年头中时光真的在流动吗？猛然间，房子对面响起了皮靴声和枪支声。皮靴声渐渐远去，一个钟头后返回原处，又走远了，但是没有枪声。整整一夜他没能合眼，天气又热，折磨得他疲惫不堪。过了一会儿，他才察觉到晨鸡已经啼叫好大一会儿工夫了。
[1]兔子布莱尔是美国作家乔尔·哈里斯创作的儿童文学经典《雷姆斯大叔》中的主要角色。
第九章
马特奥·阿希斯按照鸡啼声估摸着时间。最后，他想还是问一问保险。
“几点了？”
诺拉·德哈科夫在昏暗中伸出胳臂，从床头柜上拿起夜光钟。答话之前，她完全醒过来了。
“四点半。”她说。
“他妈的！”
马特奥·阿希斯从床上跳下来。头一阵发痛，嘴里冒出一股苦涩味，他只得缓了缓劲。屋里黑灯瞎火的，他用两只脚寻摸着鞋子。
“再不走，天该亮了。”他说。
“那该多好，”她说着打开灯，一眼瞥见他那一节一节的脊梁骨和白晳的皮肤，“你得在这儿待到明天了。”
她全身裸露着，灯一亮，她的声音变得不那么放荡了。
马特奥·阿希斯穿上鞋。他身材高大，身板结实。近两年来，诺拉·德哈科夫只是偶尔跟他幽会一次。和这样的男人只能保持着暧昧关系，她感到很不惬意。照她看，像马特奥·阿希斯这样的男子汉才值得一个女人终身相托。
“你再不注意，可要变成大胖子了。”她说。
“日子过得太舒服了。”他回答道，极力掩饰着不快的心情。过了一会儿，他又笑嘻嘻地说：“我大概是怀孕了。”
“但愿如此，”她说，“要是男人也生孩子，就不会那么牛气了。”
马特奥·阿希斯用内裤拾起地上的避孕套，走到卫生间，扔进马桶。洗手时，他使劲憋住气。一到天亮，仿佛到处都是她身上的气味。他回到房间，看见她坐在床上。
“不定哪天，”诺拉·德哈科夫说，“这种偷偷摸摸的勾当把我搞腻了，我就把这些事都嚷嚷出去。”
马特奥·阿希斯穿好衣服，又看了她一眼。诺拉意识到自己雪白的胸脯裸露在外面，于是一边说话，一边把被单拉到脖颈上来。
“我看，”她接着说，“咱们还是在床上吃早饭，一直在这儿待到下午吧。我满可以给自己贴一张匿名帖。”
马特奥·阿希斯开怀大笑起来。
“老本哈民要急死了，”他说，“他最近怎么样？”
“你想想看，”她说，“他盼着奈斯托尔·哈科夫早点见上帝呢。”
诺拉看到马特奥走到屋门口，摆摆手向她告别，就说：“最好圣诞节你再来一趟。”马特奥同意了。他踮着脚尖悄悄走过庭院，走出大门，来到大街上。冰凉的露水使空气变得湿漉漉的，来到广场时，只听迎面一声断喝。
“站住！”
一只手电筒的光束照到马特奥的眼睛上，他连忙把脸偏过去。
“啊，他妈的！”镇长说。他躲在灯光后面，马特奥·阿希斯看不清楚他。“瞧啊，咱们碰上谁了。你是从家出来，还是回去？”
镇长关上手电筒。马特奥·阿希斯这才看清是镇长，后面跟着三名警察。镇长的脸洗得干干净净的，武装带上挂着冲锋枪。
“我回家去。”马特奥·阿希斯说。
镇长走过来，借着路灯看了看表，差十分五点。他朝警察一挥手，命令他们解除宵禁。军号吹响了。清晨，号音显得格外凄凉，等到号声响过，镇长把警察打发走了，然后陪着马特奥·阿希斯穿过广场。
“行了，”他说，“匿名帖的事总算完了。”
他的声音听起来并不是兴高采烈，而是疲惫不堪。
“抓到贴匿名帖的人了？”
“还没有，”镇长说，“不过我刚刚转了一圈，我可以担保，今天清晨第一次没出现匿名帖。无非是辛苦点。”
走到阿希斯家大门口时，马特奥·阿希斯抢先紧走几步，把狗拴住。女仆们在厨房里伸懒腰。镇长一进来，那几只用链子拴住的狗冲着他一阵狂吠。过了一会儿，平静下来了，只剩下来回走动的脚步声和喘气声。阿希斯寡妇走过来，看见镇长和马特奥·阿希斯坐在厨房门口喝咖啡。天色已然放亮了。
“起早贪黑的男人，”寡妇说，“是妻子的好帮手，可不是好丈夫。”
寡妇的心绪很好，然而脸上仍然露着倦容，看得出来，她一直睡不好觉。镇长和她寒暄着，从地上捡起冲锋枪，背在肩上。
“咖啡有的是，喝多少有多少，中尉，”寡妇说，“就是别在我家里拿刀动枪的。”
“刚好相反，”马特奥·阿希斯笑眯眯地说，“你应该借支枪，望弥撒时带上。你看是不是？”
“我用不着拿这些破烂玩意儿自卫，”寡妇反驳道，“上帝和我们在一起。”她板起脸来接着说：“早在这方圆几百里以内没有神父以前，我们阿希斯家的人就属于上帝了。”
镇长告辞说：“我得去睡觉了。这真不是人过的生活。”成群的鸡、鸭、火鸡纷纷涌到院子里，镇长东躲西闪地朝外面走。寡妇哄赶着鸡鸭。马特奥·阿希斯回到卧室，洗了个澡，换上衣服，又出来给骡子备鞍。他的几个兄弟天一亮就走了。
马特奥走到院子里的时候，阿希斯寡妇正在拾掇鸟笼子。
“记住，”她说，“第一要注意身体，第二要懂得和人保持距离。”
“他这次来就是要喝点咖啡，”马特奥·阿希斯说，“我们边走边谈，不知不觉地到家了。”
他站在走廊的尽头，两眼望着妈妈。她没有扭过身来，仿佛在对小鸟说话：“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你可别把杀人凶手领到家里来。”收拾完鸟笼，她又单刀直入地问马特奥：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那天上午，阿尔卡迪奥法官从日常生活的某些琐碎细节上看出了不祥之兆。为了掩盖忐忑不安的心情，他对他女人说：“我有点头痛。”上午出太阳了。几个礼拜以来，河水第一次换了一副和蔼的面孔，生皮子味也消逝得无影无踪。阿尔卡迪奥法官来到理发馆。
“法律的化身一瘸一拐的，”理发师迎上来说，“可总算来到了。”
地板刚上过油，镜子上抹着铅粉。理发师拿起一块抹布擦镜子。阿尔卡迪奥法官在理发椅上坐下来。
“要是没有礼拜一该多好啊！”法官说。
理发师开始给他剪头发。
“这得怨礼拜天，”理发师说，“没有礼拜天，也就不会有礼拜一了。”
阿尔卡迪奥法官闭上眼睛。昨天，他足足睡了十个钟头的觉，痛痛快快地和他女人闹腾了一气，又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礼拜天还有什么可责怪的呢。可是一到礼拜一，气氛就显得很紧张。钟楼上传来九点的钟声，随后邻居家响起了缝纫机的嗡嗡声。而大街上却悄然无息。阿尔卡迪奥法官感到很吃惊。
“镇上的人都死绝了吧。”他说。
“你们巴不得这样啊，”理发师说，“从前，礼拜一上午到这个钟点，我起码给五个人理完发了。今天呢，托上帝的福，您是第一位顾客。”
阿尔卡迪奥法官睁开眼，朝镜子里看了看外面的小河。“你们？”他重复了一句，然后问道：
“你们指的是谁？”
“你们……”理发师迟疑了一下说，“你们没来以前，这个镇和别处一样，像堆臭狗屎。现在更是比哪儿都糟。”
“你跟我说这些话，”法官反驳道，“是因为你心里明白，我和这些事没有任何牵扯。”接着他又语气和缓地问：“这些话你敢对中尉讲吗？”
理发师承认他没有这个胆量。
“我每天早晨一起床，”他说，“心里就想今天一准躲不过去，非让他们给枪毙了不可。一连过了十年，还没见他们动手。这种滋味您是没领教过的。”
“没领教过，”阿尔卡迪奥法官承认这一点，“也不想领教。”
“您多多留神吧，”理发师说，“千万别受这份罪。”
法官低下头，沉默了好长时间之后，问道：“有件事你知道吗，瓜迪奥拉？”没等对方回答，他又说：“镇长陷在这个镇子上，拔不出脚去，而且越陷越深。他不声不响地一点一点在攒钱。这件事可教他开心了，他不会撒手不干的。”理发师一声不响地听他说话，法官最后说：
“我敢和你打赌，他不会再杀一个人。”
“您这样想吗？”
“我可以和你打赌，死一个人我出一百比索，”阿尔卡迪奥法官坚持说，“眼下，对他来说，能争得个平安无事，就再好不过了。”
理发师剪完头发，把椅子朝后一倾，默默地换了条围布。最后，他开口说话了，从声音里可以听出他有些困惑不解。
“这番话出自您的嘴，真是太奇怪了，”他说，“而且是对我讲。”
阿尔卡迪奥法官坐在椅子上动弹不了，否则他一定会耸耸肩。
“这些话我不是第一次说了。”他明确地说。
“中尉可是您最好的朋友。”理发师说。
他把声音压得很低，口气显得紧张又机密。他全神贯注地干着活，就像一个不常写字的人在签名一样。
“告诉我一件事，瓜迪奥拉，”阿尔卡迪奥法官神情庄重地问，“你对我有什么看法？”
理发师正给他刮胡子，想了一下回答说：
“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认为您这个人很懂得万事都有个头，而且不愿意拖后腿。”
“啊，你可以保持这种看法。”法官笑了。
法官阴沉着面孔一动不动地让理发师给他刮脸。有朝一日把他拉到绞刑架下，他大概也是这副表情。他紧紧地闭上双眼。理发师用一块明矾给他擦擦胡子，上了点扑粉，然后用一把柔软的猪鬃刷子把粉掸掉。解下围布时，顺手把一张纸悄悄地塞进他的衬衣口袋里。
“只有一件事您的想法不太对头，法官，”理发师说，“咱们这个国家快要出事了。”
阿尔卡迪奥法官朝四下看了看，理发馆里还是只有他们两个人。太阳炙烤着大地。九点半了，镇上还是寂然无声。缝纫机依然在嗡嗡作响。礼拜一到底还是来了。法官觉得似乎不只是理发馆里，就连镇上也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于是，他从衣兜里掏出那张纸片，读了起来。理发师转过身去收拾梳妆台。“高谈阔论整整两年，”他背诵着，“戒严、新闻审查，一切照旧，当官的还是原班人马。”理发师从镜子里看到法官读完传单，便对他说：
“传给别人看看吧！”
法官把传单又放进衣兜里。
“你真勇敢。”他说。
“要是我总认错人，”理发师说，“几年前早就吃黑枣了。”随后，他又神情严肃地说：“请您记住，法官，这件事别向任何人泄露。”
阿尔卡迪奥法官走出理发馆，觉得口干舌燥的。他来到台球厅，要了四杯酒，一杯接一杯地喝下去，看了看时间还早。他回想起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礼拜六，他心里乱得像团麻，于是想出一个蠢办法。他跑到一家简陋的酒吧间的厕所里，在一块杨梅疮上撒了点火药，然后点上火。
喝到第四杯，堂罗克不再给他斟酒了。“照这么喝，”老板笑着说，“得让人把您像斗牛士似的扛出去了。”法官一听，咧着嘴笑了，两只眼睛还是那样无精打采的。又过了半个小时，他跑到厕所里，解完小便，出来前把秘密传单扔进了茅坑。
回到柜台时，法官看到酒瓶旁边放着一只刻有量度的酒杯。“这是给您的。”堂罗克轻轻地扇着扇子对他说。大厅里只有他们两个人。阿尔卡迪奥法官喝下半杯，然后不紧不慢地品尝着酒的滋味。“有件事，您知道吗？”他问。一看堂罗克好像没听明白，法官就说:
“快出事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再次求见堂萨瓦斯。这会儿工夫，堂萨瓦斯正在天平上称午饭。这顿午饭量很少，和鸟食一样。“告诉他，我在睡觉。”他伏在妻子耳边悄悄地说。过了十分钟，他真的睡着了。一觉醒来，屋里的空气变得十分干燥，天气炎热，令人窒息。已经十二点多了。
“你梦见什么了？”妻子问道。
“什么也没梦见。”
她一直在等着丈夫自己醒过来，没去叫他。过了一会儿，皮下注射器煮开了。堂萨瓦斯在自己的大腿上打了一针胰岛素。
“你好像三年没做梦了。”女人不太高兴地说，仿佛刚刚想起这句话。
“浑蛋！”他吼道，“你打算怎么样？还能强迫人做梦？”
几年前，有一天中午，堂萨瓦斯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棵橡树不开花，光结刮脸刀。妻子给他圆梦，结果中了头彩。
“今天没做梦，明天准做。”她说。
“今天不做，明天也不做，”堂萨瓦斯不耐烦地顶撞她，“我才不为你那些蠢事做梦呢。”
妻子收拾房间的时候，堂萨瓦斯又躺在床上。屋里凡是带尖带刃的家伙，她都拿了出去。过了半小时，堂萨瓦斯一点一点欠起身来，怕的是情绪太激动，然后开始穿衣服。
“喂，”他问，“卡米查埃尔说什么了？”
“他说过一会儿再来。”
两个人坐到桌旁，谁也没再开口说话。堂萨瓦斯像小鸟啄食似的吃着简而又简的病号饭。他妻子那份午餐可真叫齐全，乍一看，像她那样纤弱的体格和有气无力的样子，这顿饭实在显得过于丰盛了。她思忖了好大一会儿工夫，才拿定主意问堂萨瓦斯：
“卡米查埃尔打算要什么？”
堂萨瓦斯连头也没抬。
“钱呗。还能要什么？”
“我早就料到了，”妻子叹了口气，用怜悯的口吻说，“可怜的卡米查埃尔，这么多年，钱像流水一样从他手里过，可他还是靠大家施舍过日子。”一说起这些，这顿饭便吃得兴味索然。
“给他吧，亲爱的萨瓦斯，”她恳求说，“上帝会报答你的。”她把刀叉交叉放在盘子上，好奇地问：“他需要多少？”
“二百比索。”堂萨瓦斯不动声色地说。
“二百比索！”
“你想想看！”
对堂萨瓦斯来说，礼拜一和礼拜天刚好颠倒了。礼拜天最忙，礼拜一下午却闲得没事。他在办公室里一待就是几个钟头，坐在电风扇前尽情地打盹。与此同时，他家牧场里的牲口在长个、长膘、下崽。然而今天下午，他的心一刻也静不下来。
“天太热了。”妻子说。
堂萨瓦斯暗淡的眸子里闪过一丝被激怒的光芒。这间狭小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木制的旧办公桌，四把皮椅子，屋角堆放着马具。百叶窗关着，屋内的空气温吞吞的，有点憋闷。
“也许是吧，”他说，“十月份从来没这么热过。”
“十五年前，天也是这么热，闹过一次地震，”妻子说，“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堂萨瓦斯心不在焉地说，“你知道，我什么也记不住。此外，”他没好气地说，“今天下午我也不想谈这些倒霉事。”
他合上眼，胳臂交叉起来，放在肚皮上，假装睡觉。“要是卡米查埃尔来了，”他喃喃地说，“告诉他，我不在。”妻子本想再求求情，一看他不答理，脸色都变了。
“你真不是个好东西。”她说。
堂萨瓦斯没再言语。妻子悄悄地离开办公室，关纱门的时候也没有弄出一点响动。堂萨瓦斯又睡着了，一直睡到黄昏。等他睁开眼一看，只见镇长坐在一旁，等他醒来，他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呢。
“像您这样身份的人，”中尉喜眉笑眼地说，“可不该敞着门睡觉啊。”
堂萨瓦斯惊愕了一下，不过脸上没有显露出来。“对您来说，我家的大门永远是开着的。”他伸手要按电铃，镇长摆了摆手，没让他按。
“不要点儿咖啡吗？”堂萨瓦斯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