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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是我对1991年遇到的一个19世纪古怪的爱尔兰人那么念念不忘的原因。当时我们在伦敦肯辛顿的圣巴纳巴斯教堂挖掘地下墓地。地下室的天花板开裂，如果不采取措施它真有可能会坍塌。我们去的原因是，这个地下室一直被作为墓地，在工人下来加固墙体前我们必须把这些遗骨转移出来。伦敦大主教允许我们执行这次挽救任务，我们需要清空所有的棺材，再将遗骨火化安葬。
逝者躺在三层的灵柩里，这是19世纪典型的富人用的棺材。这种好几层的棺椁像是俄罗斯套娃。最外面一层是木质的，有的时候会有一层针织物裹在上面，还有带着装饰物的手柄，除了一个个写着逝者名字和生卒年的名牌，还有一些其他配件。第二层是铅质的，由管道工把它密封好，上面有定制的图案，也有一个说明逝者身份的名牌。这一层铅做的棺材是为了让液体不外流，通常都用麦麸包裹一圈，目的是吸收那些因为腐烂产生的液体，同时防止气味飘散到外面的教堂里，免得教区居民在做礼拜时被熏到。
最后的一层是用便宜的木材做的，通常是榆木，仅仅是为了给第二层的铅棺做一个内衬。在最里面的棺材里，逝者规矩地仰躺着，身着华服，头下面有一个马毛填充的枕头，周围是打了孔的棉布，这是为了看起来更像昂贵的苏格兰刺绣织物。
当我们去挖掘那些遗物时，外棺已经不完整了，只剩下些木块和棺材残余配件。但那些坚固的铅棺却都保存完好。我们必须要打开这些像储藏罐一样巨大的容器，找到第三层木棺并打开，取出逝者剩下的遗骸。我们得到许可，对这些遗骸进行拍照研究，并将逝者身份存档。我们的调查是为了确定是否能从这些19世纪的墓穴里提取出DNA，铅棺里逝者的基因密码是否还存在。
很不幸，答案是否定的。随着尸体的腐烂，腐烂的液体呈微酸性。因为这些液体无法流出去，就同最里面的木棺相互作用产生了微弱的腐殖酸，腐殖酸使碱基对之间的化学键断裂（碱基对是DNA双螺旋结构的基本组成单位）。所以这些关于基因的信息都分解成了黑黑黏黏的棺材底部沉淀物，像巧克力慕斯一样。（解剖学家都喜欢用食物来类比他们遇到的物质，虽然不是很贴切，但很容易让人理解。）
鉴于19世纪初墓葬的数量，很多名牌上的人跟军队有关系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在19世纪欧洲发生了很多战争，这一时期的记录非常全面。我们邀请了切尔西国家军事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关注我们的挖掘进展，看看这些逝者当中是否有历史上有名的人物。
其中一个灵柩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引起轰动的并不是爱弗利尔达·切斯尼夫人本人，而是她的丈夫，英国皇家炮兵部队的弗朗西斯·罗登·切斯尼将军，他有很多丰功伟绩，尤其著名的是乘坐蒸汽轮船探查幼发拉底河的事迹。因为这次航行，他找到了通往印度更近的新航线，原本欧洲人到印度需要经过非洲的好望角，路途遥远还危险重重。我们把爱弗利尔达的棺椁留到了最后，因为害怕时间来不及，希望她的名气可以帮我们争取一些额外的时间。我们只有10天的工作时间，而我们有60多具铅棺需要开棺，记录，转移遗骨。
遗憾的是，爱弗利尔达在婚后不久就去世了，被埋葬在这里。我们打开棺材后，发现她的遗骸已经很不完整，只剩下她戴着高级手套的小巧手骨。她的一只手骨比另外一只大很多，我们猜测她在幼年时应该患过某种麻痹症。爱弗利尔达本人并不值得一提，但是她的陪葬物真的很有趣。她古怪的丈夫在她死后给她穿上了自己在结婚当天穿过的西装，也就是1839年4月30日穿过的军装。还在她的腿上放了两条裤子，胸口是他的军外套，头的位置放上了军帽，脚下放着军靴。我们把所有的军装都交到了英国国家军事博物馆有经验的管理者手中。而爱弗利尔达则和其他的逝者一起被火化，他们的骨灰被埋葬在另外一个墓地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爱弗利尔达古怪的“小丈夫”越来越感兴趣。（据说他的身高只有162厘米的样子，他把木塞垫到鞋子里才达到军队要求的身高。）我读了很多关于他的书，开始研究这个人物。有一天，我找到一个家庭网站，上面的人用的是他的姓氏。我在网站留言，问他们是否知道切尔斯的日记的下落。我在挖掘墓地时得知他写下了这些日记。后来，我得到了戴维的回信，他是切尔斯将军的直系后裔，现在住在芝加哥。这开启了我们之间一段长达15年的网络友谊。随着我越来越多地挖掘出关于他祖辈的故事，他会把这些发现一点一点地讲给他生病的父亲听，每次他的父亲都很急迫地想知道我又发现了些什么。他会问戴维：“那个苏格兰女人和你联系了吗？有没有什么新发现？”
这个已经死去了一个多世纪的男人，却成就了两个素未谋面的人之间的友谊，还让另外一个暮年老者有了一个新的爱好，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奇迹。毫无疑问，有一些人真的有那样的人格魅力，他们的影响可以从坟墓中延伸到现实生活里。白骨不仅仅是一堆陈旧的遗物，它们是一个个鲜活生命曾经存在过的证据，让后代子孙产生共鸣。
在伊拉克结束第二次海湾战争时，切尔斯将军的故事还在我脑中盘旋，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就坐在幼发拉底河边，而守卫河岸的正是皇家炮兵部队的一个营。这是我遇到的又一个神奇的巧合。突然，我听到自己跟一名军官说：“皇家炮兵部队有军人慈善基金吗？”我完全不知道我是怎么想到这个问题的，当我说出口时，最感惊奇的是我自己。这位年轻可爱的军官回答说他们当然有。当他热情地向我介绍慈善基金所做的好事时，我的脑中浮现出一个清晰的声音，督促我继续自己的研究，或者是把历史上那些不为人知的军人的故事写下来。有一天也许我会这样做，皇家炮兵部队也会因为我的努力受益。我相信弗朗西斯也会赞同我的做法。
我必须要承认，我真的有点喜欢那位爱尔兰男人，一开始只是有一点点兴趣，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执念。有一次我甚至逼我的家人去爱尔兰旅游，就是为了找到他的坟墓，从远处通过望远镜观察他用灵巧的双手建造的房子。幸运的是，我有一个非常宽容的丈夫，他接受了我们婚姻里的“第三者”。
第七章
莫失莫忘唯有找到，方可治愈
逝者，没有谎言。
——奇伦
古希腊圣者（公元前600年）
虽然考古遗迹非常令人着迷，但我还是更愿意关注当下，帮助解决当下的谜团，协助认定死者的身份，将违法伤人致死的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帮助受害家庭找到答案，让犯罪者受到惩罚，还含冤的人清白，这让我很有成就感。
还是学生的时候，在考古的世界里探索许久之后，我决定不再停留于对过去的探索。我继续向前，选择当下的挑战，每一次峰回路转，每一个决定，都能让我兴奋不已。我从来都不想跟活着的人打交道，虽然我非常欣赏救死扶伤的医者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我自己总是觉得活着的病人要比死去的尸体麻烦很多。作为半个控制狂，半个懦夫，我觉得只需要单向交流的工作更适合我，换句话说，就是我是唯一进行提问的那个人。
如果我选择了医学，我知道假如因为我的错误，对某个人的生命造成了伤害，或者是加速了某人的死亡，我一定会万劫不复，我一定会再也不相信自己的决定能力，我一定会把自己当作害群之马。有的人可能会说，这就是一名医生该有的态度。但我如果对病人造成了伤害，我一定无法再继续。所以我觉得我以后要选择的路，在少年时期就已经决定了。对我来说，我一直是跟尸体在打交道，从少年时在肉制品店打工，到后来在解剖室工作。
当然，法医人类学家并不是就没有错误。没有错误的法医只出现在《犯罪现场调查》这样的电视剧里，那些聪明绝顶的科学家最终都能胜利。然而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更能体现法医名誉的却是那些没有被破解的谜案，或者是我们觉得处理得还不够好的案件，尤其是不管你做了多少努力也无法确定无名死者的身份，或者没有找到尸体，有可能失踪人员已经死亡这些情况。这些没有形成闭环的圆都让我们觉得还有工作要做。这些谜案就像是皮肤里的螨虫，不管你怎么抓挠，除非谜底被揭开，否则瘙痒的感觉不会消失。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自己所爱的人下落不明更让人难过。他们都发生了什么？是否安好？会不会遇到什么劫难？他们死了吗？会不会被遗弃到什么不毛之地，或者被关到哪个不知名的地洞里？这些失踪人员的父母、兄弟姐妹、子女、朋友无时无刻不被这些想法折磨。
悲伤是我们在失去亲人朋友时的反应机制，不仅仅是已确定死亡之人的家属悲痛欲绝，那些失踪人员的家人朋友更是沉浸在悲伤中难以自拔。每个醒来的清晨，入睡前的夜晚，甚至在梦中，他们的脑子里都是失去的亲人。表面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人已经学会处理这种悲伤，但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一个名字，一个日期，一张照片，一首歌，都可能让他们再次陷入痛苦之中。这是典型的处理悲伤的两种方式，一种叫作“丧失导向”，另一种是“修复导向”。一对经历孩子失踪的夫妇曾经告诉我，他们的世界好像陷入了永恒的沉默，如果你的脑子不断重复播放那些噩梦般的片段，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你永远都无法走出治愈的那一步。
同样难以想象的是那些萦绕在家人心头无法散去的悲痛，因为他们甚至没有找到尸体可以表达哀思。虽然他们都很清楚，他们的亲友极有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但他们的内心还是拒绝接受这个事实。比如那些在火灾、飞机事故或自然灾害中失去了亲人的人，可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尸体总会被找到，如果他们看清现实，明白也有可能找不到，一定会增添他们的伤痛。
这就是为什么法医人类学家会检查每一个身体部分，不管它多么细小，就是为了确认死者身份。在苏格兰发生的一起严重的火灾就展示了我们怎样找到一个可能永远失踪的人，并确认她的身份，让她入土为安。一处很偏远的房子着火了，可能一个小时或者更久后，远处的农民才发现火光，并拨打了火警电话。等到消防员从20多公里以外的站点，急急忙忙地顶着狂风从乡间单行道赶来的时候，这栋房子已经被烧得只剩下一个外壳。屋顶已经坍塌，瓦片和烧焦的阁楼的残留物足足有三尺深，把所有的东西都埋葬在里面。
这位年老的女主人据说很喜欢喝点小酒，而且还有很大的烟瘾。我们听说，冬天时为了取暖，她喜欢睡在客厅的一张沙发床上，不管白天夜晚，壁炉里都烧着炭火。我们召开了一个法医策略会议，一致认为她的遗骨最有可能在沙发床的附近被找到。等到消防员告诉我们可以安全进入房子时，我们得到了这间房子的平面图，在不破坏重要证据的情况下，我们设计出进入客厅的最佳方案。我们穿着“天线宝宝”一样的白色连体服、黑色的高筒靴，戴着面罩、护膝和双层的橡胶手套。我们手脚并用艰难地沿着墙壁爬向客厅，用扫帚、铲子和水桶清理碎石瓦砾，直到能看到一楼的地基，全力以赴地寻找遗骨的踪迹。
我们的工作进度非常缓慢，因为这栋房子在被火烧过之后乌黑一片，再加上灭火时水管冲出来的水让到处都很潮湿，有的地方还在冒烟，摸上去还会烫手。两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走到了东面墙边放沙发床的位置，我们很仔细地清理了上面的杂物，但却没有在沙发床的铁架子下面发现人类遗骨的踪迹。我们注意到这张沙发床并没有被打开，也就是说，在火灾发生的这个晚上，女主人并没有在这张沙发床上休息。
3个小时之后，我们召开了第二次策略会议，我们需要决定接下来该搜寻的地方。沙发的残余部分被我们清理了，我们讨论是应该继续沿东面墙搜寻还是转向西边的主屋。我站在那里，巡视这一片狼藉的时候，我发现了一块长不足3厘米，宽不足2厘米的灰色碎片。我们拍照后，将这块碎片捡了起来。这是一块人类的下颌骨，上面没有牙齿，已经被烧成灰状了。
我们的猜测是，遗骨可能是在沙发和壁炉之间的某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上，我们找到了一节极其易碎的左腿骨、一些脊柱骨，上面附着尼龙材质的东西，可能是女主人的衣服残片，还有一节左边的锁骨。
就这样，我们找到了女主人的部分遗骨，但问题是，我们要怎么证明这些遗骨就是她的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些都快烧成灰烬的遗骨里提取DNA。她有佩戴假牙，但是假牙估计已经被大火烧毁了。我们只能从手边仅有的东西入手。锁骨是最关键的。锁骨上有明显的曾经骨折过的痕迹。有过骨折的骨头看起来跟完好无损的骨头有很大的差别，虽然骨骼有自我修复功能，但这算是修补工作，不管怎么修补，总会留下一些受过伤的痕迹。
这位女士的医疗档案显示，她大概10年前摔倒造成左边锁骨骨折。这个证据足以让检察官允许我们确认她的身份，并将遗骨返还给她的家人。虽然遗骨还没能装满一个鞋盒，但总归是个念想。
对消防人员来说，这起案件让他们明白了有法医人类学家在现场的重要性。他们承认自己不可能把那些快要烧成灰烬的东西当成是人类骨骼，也许他们根本就不会注意到，直接当成火灾的残渣清理掉。那次事件之后，苏格兰的法医人类学家经常会同警察、消防员一起参与重大的火灾事故。就这样，跨部门的合作关系建立起来，并且证明了它的重要性，毕竟在寻找有些身体部分时，只有专家才有可能认得出来。
对我们来说，最麻烦的是两类失踪人群：一种是失踪人员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我们不知道该从哪里着手开始寻找；另外一种是我们找到尸体，但无法确认他们的身份。
我们都在报纸上看到过这样的文章，年轻男女参加周六的深夜派对后，在回家的路上失踪了。如果发生这样的案件，英国失踪人口部会展开调查。我们会首先推测最有可能发生在失踪人员身上的情况，然后展开最有效的搜索。如果失踪人员回家的路径周围有水，比如小河、运河或者湖泊等，这些区域是我们首先要去排查的。在英国，一年大概有600人溺水身亡。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意外（约占45%），另外30%是自杀性质的溺亡，仅有2%是由犯罪导致的。让人不意外的是，一周死亡率最高的一天是周六，因为周六是娱乐活动的高峰时段，有很多过量吸食毒品、酗酒的情况发生。大约有30%的溺水发生在海岸线、岸边、沙滩附近，另外27%是在河里，而大海、港口、运河这些地方大约占到8%。在上报的自杀事件中，有85%是发生在运河、小河里。这些令人惊讶的数据就解释了为什么人员失踪后，附近水域是首选搜查地点。
研究儿童失踪案件得出的数据为重案组和专家顾问们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来源。大多数疑似被绑架的儿童（超过80%）最后很快被找到，并且安全无恙，没有受到任何伤害。通常他们只是迷路走失。毫无疑问，绑架杀人犯们会被媒体大肆报道，好在这些人毕竟只是少数。就受害者的性别而言，女孩多于男孩，5岁以下的幼童比较少见。当然，这些数据对于经历过儿童失踪的家庭并没有安慰作用，但在现实中是情报主导警务模式必要的数据支撑。
当孩子失踪后没有及时找回时，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遇害了，但有的家长仍然坚守希望，期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像新闻报道中的那些团圆故事的主人公一样，多年后还能安然无恙地回到自己身边。这些故事虽然很少见，但确有发生，就好像卡米亚·莫贝利的故事一样。1998年，卡米亚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的一家医院出生几个小时后就被一名女子带走，这名女子自己刚刚经历了流产。18年后，卡米亚在300公里以外的南卡罗来纳州被找到，她一切安好，在不知道自己真实身份的情况下度过了普通快乐的童年。只有少数幸运的家庭能有这样的结局，但这种经历也让相关人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尤其是对孩子的身份认知和归属感造成的根本性伤害。而另外的孩子，如果是因为一些更邪恶的原因被绑架，可能会受到虐待，那是每一对父母的噩梦。
虽然知道像卡米亚那样的故事非常罕见，大多数失踪儿童的家庭还是几十年如一日地保留了一丝希望，也许是为了缓解内心的痛苦。没有见到尸体，尤其是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他们的孩子已经遇害，如果不抱有希望，就好像是遗弃了孩子一样。
这样的案件会被官方公开，并耐心地等着新的证据出现，这样做能让公众受益，比如，挽救一个家庭，或者有机会在犯罪者的有生之年将其绳之以法。正如最近一位警署负责人告诉我的那样：“我们不会让悬案结案。”只有等到发现尸体，并进行身份认定，我们才能为这起案件画上句号。但这样的消息并不会让亲属得到安慰，因为这粉碎了他们长期以来的希望和梦想，迫使他们接受最终的现实。而让家属更痛苦的是随着调查的展开，他们进一步了解到他们所爱的人的死亡及死前的环境。但我认为，从长远来看，告知家属实情是对他们小小的仁慈，因为只有接受现实，他们才能结束那些不切实际的猜想，才能真正开始正视已失去的东西，才能开始治愈。
我经常会想到那些正在经历儿童失踪的家庭，如果是我经历这样的悲剧，我的心情会是怎么样的。通常我都会很克制，在本书中讲的悲剧主人公都是匿名的，但我想破例一次，用真实的姓名重新回顾一下两名失踪儿童和一名失踪母亲的故事。我希望通过重新关注他们的案件，能有些许可能找到他们，或者将他们带回仍然思念他们的家人身边。他们的家人已经接受他们遇害的事实，唯一的心愿就是知道他们葬身何处，并把他们“带回家”。谁知道会不会有人突然想起什么线索，或者良心发现，即便只有一丝希望能让这两个家庭找到他们一直想要的答案，那讲述他们的故事就是值得的。我的祖母，一个宿命论的虔诚信徒告诉我，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当时机对了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新机会出现。
第一宗失踪案件发生在我还是青少年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案件就发生在我家附近。我当时绝对不会想到，30年后我会参与到这起英国最长时间的人口失踪案中。蕾妮·麦克雷，35岁的因弗内斯人，和她3岁的儿子安德鲁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1976年11月12日，一个周五。警察得到消息说她在把大儿子交给和自己关系不好的丈夫后，就去了基尔马诺克的姐姐家。后来又有消息说她是去见她的情人了，他们保持了4年的婚外恋关系，而且这名叫作威廉·麦道维尔的男人还被证实是安德鲁的生父。
就在那天晚上，在因弗内斯以南12公里的地方，一位火车司机发现在A9公路边的停车处有一辆车着火了，那就是蕾妮的蓝色宝马。当消防员赶到的时候，车已经被完全烧毁，车上并没有蕾妮和她儿子的踪迹，甚至根本没有任何蕾妮和她儿子在车上待过的痕迹，虽然后来在车上的一只靴子里发现了一个血点，检查发现这个血点跟蕾妮是同一个血型。一时间流言四起，更有谣言说在达尔克罗斯机场有飞机在降落时没有任何灯光辅助，蕾妮被阿拉伯某个富豪酋长绑架到中东，过上了奢侈的生活。
当然，这些谣言没有任何根据。只是因为时间是无法追忆的，社区的居民在面对这样无法解释又另人心疼的事件时，倾向于编造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这就成了各个地方的传说。这样的故事会被好意地报道，但是也很容易误导公众，还会被居心叵测、喜欢被关注的人利用。这些谣言通常都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反倒会浪费很多珍贵的警力资源。
我记得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警察敲开我家的门找我父亲问话。当时有超过100名警察，几百名志愿者和后备军人参加了搜救。他们搜寻了所有室外的小屋、棚屋、厕所，还有我们A9公路附近所有的民宅。因为蕾妮和她儿子的失踪，因弗内斯附近的家庭多多少少都受到了影响。警察夜以继日地搜寻，在库洛登沼泽地和周围的建筑物，还有附近的灌木丛来来回回地查看。英国皇家空军派出堪培拉轰炸机，配备热敏传感装置，在失踪区域作业。潜水员下到湖里和废弃的被水淹没的采石场寻找，翻遍了每一块石头。
一位经办这个案件的探长曾经要求挖掘汤玛丁以北的道马格雷露天矿场，那里离蕾妮起火的轿车几百英尺，有报道称这里有尸体腐烂的恶臭味。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挖掘停止了，因为没有新的线索出现，警察逐渐遗忘了这个案件。然而像这样的重大案件，会在社区居民的心中留下一块伤疤，可能永远都不会愈合。这个镇子的人也不是都能释怀，尤其是蕾妮的亲人和朋友，除非失踪人员被找到。如果这些失踪人员里有年幼的孩子，这个尖锐的痛苦可能会延续好几十年。如果安德鲁还活着，这个时候他该40多岁了（蕾妮应该70多岁了）。每逢他们的失踪纪念日要到来时，本地的媒体就会再报道一次他们的事件。可能乍一看觉得这挺让人害怕，但这样的方式让公众不会遗忘他们。
2004年，因为要把A9公路扩展成双车道，要从道马格雷露天矿场运来沙子和碎石，这样一来，警察就有机会重新调查这个矿场及矿场周围的区域，最终解答关于失踪案的部分遗留问题。
道马格雷露天矿场是一处占地900平方米的独立三角形区域。西南边是A9公路，有一处陡峭的斜坡下到方谭克湖，北边是鲁思文路。从1979年开始，好几个间接的证据都指向这个矿场。有居民上报说在失踪案发生的当晚，看到有人在A9公路上推着婴儿车（安德鲁的婴儿车就没有找到）。还有人看到有一个人好像是拖着羊一样的东西爬上斜坡（蕾妮在失踪当晚穿了一件羊皮外套）。巧合的是，跟蕾妮发生婚外情的威廉·麦道维尔所在的公司当时就在开采这个矿场。这些零零碎碎的消息，再加上探长在1979年挖掘这个矿场时闻到过腐尸的味道，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这个矿场重新展开一个全新的完整的调查，以重新侦查这起悬案。
我和英国顶尖法医人类学家约翰·亨特一起被邀请参与并领导这次挖掘，试图找到蕾妮和安德鲁·麦克雷的遗骨证据。英国皇家空军在1979年拍摄的航空照片让我们对矿场各个区域的形态都有详细的了解。有了图片参照，我们可以在挖掘后精确地恢复矿场在案发时的原貌。清理工作完成后，我们就开始搜寻遗骨可能的位置。我们和矿场主一起合作，他们派出挖掘工人和专业的司机，与我们的法医队一起组成一个团队。
道马格雷矿场非常偏僻，唯一能从A9公路过来的一条小道被警察严密看守。媒体对此案的关注度特别高，还有些过分热心的市民不惜一切代价干扰我们的思路。甚至有些人认为警察有意要封锁消息，实际上根本没有。为了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们甚至想向我们施加压力。谢天谢地，这是在他们搞出无人机之前进行的挖掘。我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向媒体解释我们想要取得什么样的成果，并保证一有进展就会向它们通报。我们希望这样可以让媒体满意，不再干扰我们的工作。结果，因为挖掘工作耗时太久，它们终于厌烦了，甚至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还在那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