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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爱的祖母，一位说盖尔语[1]的高地人，全心相信超感官。她讲了很多她祖母的故事，她说，那位老人家有预言能力，当他们那位于西海岸的小社区里有人走向生命终点的时候，她就会梦到那人的葬礼。她知道自己预见到了谁的死亡，因为她会认出梦中见到的主悼人。
有一个故事是关于“峡谷上住的凯蒂”，她是我祖母的一位远亲。我的高祖母在一次梦中看见凯蒂的丈夫阿列克领着葬礼的随行队伍，就预告她死亡将近。所有人都不免震惊，因凯蒂并没有很大年纪，而且相当健康，精力旺盛。但入夏时节，我的高祖母变得态度坚定，甚至警告说凯蒂的生命终点不会很远了：在梦中她见到人们采泥煤，说明夏天快到了。可怜的凯蒂每天都被密切监护着，她也毫无抱怨或哀叹地干着活。挖泥炭[2]的活动开始时，凯蒂和大家一起出去，将泥炭块拖上沼泽岸晾干，再用牛车拉回农场。其间一群群黑压压的蚊子无情袭来，这种活儿简直累死人。
那天是什么事情惊扰了那头高地牛，没有人能说清楚。但“峡谷上住的凯蒂”被卡在了这畜生和一堵石头墙之间，被压死了。在那年夏天，阿列克正如预言的那样跟在她的棺材后面，走向墓地。我祖母是有点淘气的，我不能保证这整个故事不是她编出来的。如果不是她编的故事，那我们家族里的一些女人，尤其是长了红头发的，在过去很可能要被当作女巫烧死。此类迷信构成了误解死亡的部分长盛不衰的根源，也生成了在冬日夜里泥炭火炉边将小孩吓唬得脊背发凉的伟大故事。
我的祖母那一代人死亡的年纪多比我们今天的小，她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位祖辈，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她是我的老师、朋友和知己。她相信我，其他人不理解我时，她理解我，我需要从父母之外的成年人那里获得建议、交流或保证时，总能找到她。即便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也诚恳地与我谈论生命、死亡和死后之事。她一点都不恐惧死亡。我常常想，她是不是能预见自己的死亡。我记得在我和她之间许多场值得回忆的沉重谈话中，有一次我突然清明无比地明白过来：她不会永远和我在一起，于是我非常悲伤，也非常害怕，我根本不想失去她。
祖母用她深邃的黑色眼睛凛然看着我，说我正在犯傻气。她从不打算离开我，即便她“上去了”——她是这么称死亡这件事的。她发誓她总会坐在我左边肩膀上，要是我有什么事需要她，只需把耳朵转向她倾听即可。我从不怀疑她，也没有忘记过她的承诺。生命中的每一天我都记着，也仰仗着这个承诺。在思考的时候我会不自觉向左边倾斜脑袋，在我需要建议的时候还能听到她的声音。到现在我都不确定对一个害怕的小姑娘来说这是好意还是诅咒，因为，如果不是我死去的祖母，我成长中的乐趣会多得多。有许多次，当我想去做明知不应该去做的事时，她阻止了我。有人会叫这为良心，但我的吉米尼小蟋蟀[3]说话时肯定是用祖母那轻快的高地口音。
在那场谈话中，祖母让我答应在我的父亲、她的独生子的最终时刻到来时，我要照看他。没有人，她说，应当独自穿过死亡的大门。她会在另一头等待他，但我必须是将他领向门槛的人。我不曾质疑过这样奇特的要求：我那时才10岁。我也从未问过为什么在那个位置照看父亲的人不是母亲。结果呢，母亲确实不在。我的祖母是不是在那很久以前就预见到，父亲会是他那一辈最后一个去世的人，只有下一辈能在他上路时照看他？
在死去这条路上，我们可以让人陪伴着走，但到了门前，我们只能一个人跨过那道门槛。神话、传说和文化给我们灌输了死亡的情形，以及对死亡该抱何种期待。但哪有证据表明你或我的死亡会是怎样？这是个极为私密的过渡阶段：我们所知、所是、所理解的一切都终结了，没有课本或纪录片可让我们有所准备。要是我们无法对其施加影响，大概就不该浪费宝贵的时间去忧虑。当这个阶段到来，那只需去经历。
祖母死在一张冷冰冰的医院病床上。她抽烟抽得很凶，因为胸痛接受了开胸探查手术，医生发现肺癌已经大幅扩散，已然无能为力，很快就将切口缝合起来了。我知道她想要的死亡不是这样的，但那个时候，得了这种疾病，除了在医院接受治疗并慢慢死亡，没有什么其他选择。她不能待在家里，没有安慰，也不得宁静。我们还是孩子，大人不鼓励我们去探望她，所以我再也没见过她。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真希望我与她哪怕可以聊最后一次，听她与我谈谈她的死去和死亡，从她的智慧中受益。
就这样，我第一次真正经历死亡，就是在15岁，失去了世界上对我最重要的人。父亲明白我和祖母关系特别，问我想不想看看她在棺材里的样子。我又伤心又痛苦，还害怕看到她毫无生气的尸体，就拒绝了。母亲倒是松了一口气，她本不赞同这个主意。我为此也感到强烈的后悔。没有和祖母度过最后的时刻，只有我们两人的时刻，无论是她正死去时，还是在她死后，这令我感到巨大的悲伤。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我会在威利身上做出过度的补偿。
我们能做的就是享受她生前的一切——我们真这么做了。母亲不停煮食，直至橱柜空空如也。我们倒出威士忌和雪莉酒，将起居室窗户打开，让祖母的灵魂飞升。那天我记忆中的最后画面是牧师在我们的前庭花园里跳一支轻快的八人舞，音乐从立体声音箱里冲出来。是啊，我们开了个派对，她会喜欢的。我怀疑她会不会认为自己将见到造物主。我们不是信仰特别强的家庭，虽然我们也去教堂，坚守基督教价值观。我记得祖母曾经在牌桌上和当地牧师激烈争辩过哲学问题。当牧师沉浸在思考中时，她就公然换牌。
她坚信死后有生命，为此我非常希望她能回来与我谈谈。我很伤心，她不曾回来过。
[1]盖尔语主要用于苏格兰和爱尔兰等凯尔特文化区，发音类似于德语，包括苏格兰盖尔语和爱尔兰盖尔语。——编者注
[2]泥炭是煤的一种，煤化程度最低，像泥土呈黑色、褐色或棕色，是古代埋藏在地下、未完全腐烂分解的植物体。——编者注
[3]吉米尼小蟋蟀为动画片《木偶奇遇记》中的一个角色，代表主角匹诺曹的良知。——编者注
第四章
死亡就在身边如何说再见
有时候你永远不知道某个时刻的价值，直至它变成回忆。
——西奥多·苏斯·盖泽尔
作家、卡通画家、动画制作家（1904—1991）
我们几乎所有人在亲身面对自己的死亡之前，都会先早早遭遇近亲的死亡，这种经历会深刻影响我们的恐惧感和态度，影响我们对“好”的死亡方式的认知。对许多人来说，首次直击痛处的、感同身受的遭遇，很可能是双亲的死亡。
作为成年人，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处理将我们带到这世上之人的临死和死后事宜，自有人类以来的第二代就是这样做的。自然秩序如此：孩子埋葬双亲，而非父母埋葬孩子。今天，人们活得更久，有时家庭结构更为复杂，几代同堂在一个家庭中是常见的事。当“孩子”上了70岁，处理祖辈和父辈的死亡的责任就可能落在第三代肩上。无论如何，失去双亲不仅让我们不得不面对死亡的真相，也常常让我们的孩子认识死亡，还提醒我们自己也在变老，尖锐地指出我们自己也将死去。
我们多数人都受当下这种文化和时代的影响，对死亡避而不谈，生怕将死亡招惹上门。这样，就很难知道我们所爱的人希望在临终时怎样安排，我们又该如何为此做准备。我的先生汤姆常常和我谈起我们的四位父辈哪位会先走，哪位会活得最长，开玩笑说嘎吱响的破门总是撑得最久。但这不是什么病态的室内游戏，而是尝试为老人做管理规划，尽可能久地维护他们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在这件事上，我们的预测完全错误。我们以为会先走的那位，我父亲，比其他所有人多活了好些年——连他本来也认为健壮的人才早死。
我害怕我父母的死吗？说真的，我不知道。我觉得，除了考虑走向死亡对他们可能意味着什么，我并不是很忧虑他们以后会真的死去或他们死后的事。他们生命终结是不可避免的事，为此必须做好务实规划。我不想显得很冷血——我爱他们，深深地爱着他们，愿他们健康快乐地活得越久越好——但死亡是确定的，我们需要为此做好准备。
母亲病得很突然。我正在一个为期一周的警察培训中教课，父亲来电告知母亲进了医院。和我以往的预期一样，他没告诉我任何真实的信息，我完全帮不上忙。我结束我负责的培训任务后就从邓迪驱车到因弗内斯。A9公路被货车、房车、游客挤得水泄不通，我要在不违章和不危及自己生命的前提下赶紧抵达目的地，这真是格外漫长、孤独又丧气的旅程。
我到病房时，母亲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来了”。她一直害怕自己的身体垮了以后没有人愿意照顾她，她就被孤零零地丢在一边。她一辈子都在照顾他人——在成长时期照顾她的姨妈姨父，照顾她的丈夫，再照顾她自己的家庭——她却对自己没有信心，不确信自己为我们树立了怎样的榜样。现在该我来照顾她了。她年轻时就得过肝炎，如今她的肝脏逐渐丧失功能，其他的器官也在衰竭，腹腔积水现象变得严重，胆红素水平升高，引发黄疸。以我母亲的年纪，这种情况是不会痊愈的了。
她不曾顺畅地将母亲-孩子的关系转换到母亲-成年女儿的阶段，我们几乎没进行过成年人之间的深谈。所以，她对我了解极少，觉得我有时候令人无法理解，不很愿意与我分享她的恐惧和希望。我们家总体来说不是那种聊得很多、分享很多的开放家庭，母亲和任何人谈到她的个人需求都觉得尴尬。蒂妮和威利为这个丧失双亲的小姑娘做了许多许多，但她也在如此庇护和溺爱之下，长成一个非常倚赖他人的女人。我呢，则继承了父亲和祖母那种不说废话、独立自主的生活态度，很明白母亲觉得我难以接近，也很难理解。但她也知道，情况糟糕的时候总能找我，因为我会理智、务实地处理事情。
现在面对她急速恶化的身体状况，我觉得她大概不希望我去揣测她希望我做或不做什么。她没有表露出任何希望接受医疗干预来延缓状况恶化的意愿，也不曾要求我帮助延长她的生命。我的母亲似乎已认可了她的大限将要到来，已安心于此，没有惋惜，也不抱什么不切实际的希望。我的直觉是她一如往常那样让我来做决策，这次是决定她余下的生命。父亲和姐姐如释重负，他们都不愿担起这个责任。我尽量承担起来，安排她走向死亡和死后的事情，以及必要的仪式。我自觉自愿地做这些事，虽然内心沉重，但也很骄傲，这是一个心存感激的女儿在此世能为她亲切慈爱的母亲做的最后一件事。
我清楚地记得，我坚决地对家庭医生说不想让母亲接受抢救或以输液维生时，他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我也不愿为她登记等待器官移植。这些都是住院医师因职责所系为家属提供最后一线希望而提出的维生概念，虽然其实双方都知道，这些做法并没有实际的作用，这些手段能起到的效果只是拉长母亲死去的过程。而使用一个健康的器官，那本可让一个更年轻的人获得极大益处，我和母亲都觉得太过分。这件事我能确定，因为母亲以前说过这个观点，认为如今在器官供应短缺的情况下，为老年人移植是一种浪费。
在她去世前，我终于将她带回她自己的床上过了一晚，这事却耗了她极大的力气，也让她极为忧虑。她害怕自己插了导尿管，需要人帮助她处理。我记得我曾问她，要是角色调转，是我需要帮助，她是否会为我做这事。她愤怒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她当然会做了。于是她只能让步，纵然不情愿，也只好承认有些时候父母和孩子的角色得调换。第二天我带母亲回医院时，情况很明显，她不可能再回到家了。只有医院能给她提供那时所需的缓和照护，或者也许是我们的医疗体系文化让我确信这一事实。不管怎样，我让医疗介入了她的死，让医生和护士对她进行一系列治疗：对于母亲来说，任何人进行如此贴身的操作都会让她觉得厌恶，更别说是陌生的医护人员了。
大体上，传达给医疗团队的决定和指示是由我做的，但主宰她死去的步伐，控制她与周边世界隔绝或关联多深的，是医护人员。在我陷入深深反思时，想到她独自在医院里待着的时刻，就谴责自己。起先朋友们还来看望，渐渐地也不来了，因她能给的回应越来越少。我觉得她宁愿在家里，在家里她能在最后的日子里得到爱和照料，但我父亲处理不了这个局面，那时也没有今天这个水平的家庭护理服务。
匆匆一生中我们在应做什么、必须做什么和想做什么之间来回折腾。最终大部分人可能都感到自己实现得太少，或者本该用另一种方式做事。是啊，在百里之外我有丈夫、孩子和一份高要求的工作，但我只有一个母亲——一位总是不能自我肯定，虽然还算虔诚，但总体是悲伤、孤独、没能实现自我的母亲。为此我后悔当时简单地按“规范”让她在医院里接受照料，让她在我不在的时候接受其他人探访。今天我会做得不一样吗？大概会的，但这是后知后觉，经验之谈。当家族里的长辈一个接一个逝去，我认为自己越来越擅长于处理这些流程。熟能生巧，至少俗话是这么说的。
从母亲第一次入院到她去世只有5周，我和我的女儿每个周末都过去和她挤着，营造出一种家庭生活的氛围，尽量填满和她在一起的所有时间。在倒数第二次探访时她已陷入昏迷。我对她说，下个星期六我们再来，她要坚持到那个时候，虽然我其实不大相信她能。指望她为我们安排死亡时间表，那多自大！那时，我觉得应该说这个话，鼓励她有些盼头——真是疯了，她都快死了，但现在我怀疑我是否只是延长了她的痛苦和孤独。如今我想到自己的轻率就发抖。我让自己的刻板性情控制了形势，指望她完全服从；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样对她有好处，但其实根本没有：想来就羞愧不已。也许我对自己太苛刻，但说什么也没法让我认为她不是为了我们最后一次探望她而吊着一口气，而她本可更早获得宁静。
医院病房，没有温暖、爱、个性和记忆，对试着为一个最个人、私密、发生过就无可挽回的时刻做准备的将死之人和他们所爱之人来说，是一处太过荒凉的所在。下一个星期六，我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母亲，我和两个女儿与她一起度过了一下午，我们基本没有受干扰。这肯定会是她们最后告别的时候，我不愿女儿们像我曾经那样，成长时为没有与祖母度过最后的宝贵时刻而后悔不已。
我的母亲独自待在一个小房间里，吗啡令她陷入昏迷，她没有和我们在一起吗？也许她仍与我们在一起？照顾她最后需求的助理护士只是进行规定操作，并不残忍或疏忽，但也没有显现出对母亲或对我们的同情或理解。她要做的是工作，我们对她来说基本是无关紧要的。
我们的二女儿格蕾丝当时12岁，因为护士如此无情而怒火熊熊。她常常生出怒气和愤慨——事实上，这对我们这个聪明的小家伙后来成为护士肯定起到了重要作用。经历死亡对人们来说有转变态度，甚至改变生命轨迹的力量。格蕾丝思维丰富，心胸开阔，这些品质令她成了应当陪在她外祖母身边度过世界上最后几个小时的那种护士——每个家庭都有权利期盼的那种护士。她不害怕在病人的最后时刻坐下来握他们的手，不用撒谎仍带去安慰和保证。善意和诚实不就是我们在陷入疾病、疼痛之中或临死之时所企望的吗？她最近开始考虑专门从事缓和医疗方向的工作，我并不惊讶。她的选择势必让她走上一条摧心伤肝的艰难道路，但我知道她会为自己照护的每一个病人的尊严而奋斗。她的外祖母会和我们一样为她骄傲。是啊，格蕾丝是我们自家的恩慈天使——虽然她现在染着蓝色头发，可能会吓到一些病人。
脑电图研究指出，在无意识或临死时，所有感官中最后丧失的是听觉。因此缓和医疗的专业人员会非常留心在接近病人时所说的话，也鼓励家人对陷入昏迷的人诉说。在最后一个周末，我们觉得母亲离开这个世界时不应该除了沉默、偶尔的遥远低语和抽泣什么都听不到。我们不是个沉闷的家庭，我们要做冯特拉普一家[1]：我们要唱歌。
我的女儿们想起外祖母的死还会悲伤痛苦，但想到那最后一天异乎寻常的经历，她们还是会笑起来。我们唱了迪士尼电影中我们记得的著名曲目、各种圣诞歌曲（虽然时值盛夏）、所有我母亲喜欢的歌、两首苏格兰传统歌谣。每逢护士或医生走进来，看到我们东倒西歪、荒腔走板地大声唱歌，都会笑着摇头。他们脸上的表情就好像投下一枚石弹一样又激起我们一阵疯狂欢笑，房间里充满了爱、大笑、光明和温暖，还有尖叫。对灵魂来说，医院是个非常不健康的场所，带去更多笑声只有好处。没有牧师看护，没有朋友致哀——只有“她的小姑娘们”在玩乐、陪伴，让人在临终前更像一个人。
毕竟，死是人生的常规部分，有时在西方文化中，当我们需要拥抱和赞颂死亡时，却将它掩藏起来。有时候我们尽量保护孩子远离残酷真相，那虽然是好意，但也许我们本可让他们为将来会面对的事情有所准备。我知道不是所有人都能同意这种观点，但我认为很重要的事情是，我的孩子们在那里，不仅是合乎情理地与外祖母道别，也是为了轮到她们照料我和她们的父亲时会知道，笑也可以，犯傻也可以，我们会喜欢欢笑和歌声甚于心碎和眼泪。可能有人会觉得在母亲临终的床边大唱《多佛白崖》（The White Cliffs of Dover）和《哪能把外婆推下车》（Ye Cannae Shove Yer Granny Aff a Bus）是大不敬，我倒觉得她会非常享受。
把所有经典曲目都唱了一遍之后，我们都累了。在此过程中母亲没有动弹一下，我们握过她的手，润过她的嘴唇，梳过她的头发。到了该道别的时候，眼泪还是不可抑制地涌上眼眶。女孩子们道过别以后，我请她们让我和母亲独处一会儿。我却发现自己说不出一个字。我没法告诉她我爱她，我会想念她，连想出些话来表示感谢都做不到。我的母亲和父亲都不曾说过他们爱我，虽然我一直知道他们是爱我的。直白地表达感情从来不是我们的家庭语言，如今要说出口，实在和我们家人之间奇特又嘴硬的相处模式相去甚远。而且我还怕一旦把话说出口，就会哭得停不下来，我不想让女儿们看到我低落的模样。我的人设一直是强大的。
于是，我只道了别，关上她的房门，留她独自走完最后的旅程。如今我最后悔的决定莫过于此。要是有可能，我愿回到那个时候，进行完全不一样的告别。我也总是觉得应当在最后时刻陪伴她，但也怕要是我们留在她身边，她会继续因为我们而不舍放手。我得让她离去，在我看来，要实现这一点唯有起身离开。
两个小时以后，我才刚走进自己的家门，医院就打来电话，通知母亲已经去世。这事发生得多快？她是等着我们离开以后才溜走的吗？还是说她在我们喧闹之后的寂静中又逗留了一段时间？也许她很高兴终于安静下来了，我们不再那样放肆地唱歌了，我有点怀疑就是这样的。在那最后的时刻，她是一个人待在医院那个房间里，还是有一位充满同情心的护士坐在她身边？吗啡足够让她安宁地、无意识地离去吗？
我永远不会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了。我能肯定的只是，虽然她没能像她希望的那样死在自己家里、自己床上，在家人的环绕下离去，但我们也尽全力了。我诚挚地希望她明了我们的努力。无论我们做过怎样的规划和承诺，疾病和死亡总会把标杆挪一挪。
与一个濒死之人在一起可能比我们预想的困难。你在所爱之人床边寸步不离地守着，但当你睡了几小时或只是出门买杯咖啡时，他们就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死亡不按我们的意思来，她有自己的时间表。
汤姆和我让女儿们自己决定要不要在葬礼前见外祖母最后一面。我们不想让她们怀着未知的恐惧度过一生，或觉得我们不给她们这次机会去接受外祖母的死亡。她们三人开了个小会，决议都要见她。贝丝已经是23岁的成年女子，但格蕾丝和安娜分别只有12岁和10岁。殡仪馆的房间很宁静，棺材敞开——对威利的回忆涌了上来，不过，这回我可以欣慰地说我表现得十分得体。
那天，我领悟到要信任女儿们的坚韧、尊严和教养。我往后退，让她们第一次亲眼面对死亡时，她们都说，外祖母看起来小了这么多。果然，是安娜最先动了。这胆大包天的小姑娘曾经差点把她外祖母吓得心脏病发，那时她在野生动物园爬上了最高的攀爬架顶端，只用一只手抓着架子，热情洋溢地向地上的人远远地挥手。
安娜向棺材弯下身，握住母亲的手轻轻摩挲。再不需要别的动作，再不需要说什么话。爱的触摸显示了对死亡的无畏无惧。外祖母完成了走向死亡的路程，迈过死亡的门槛，如今死了——她们已经清晰地认识了这些概念。她们安心接受这个结局。她们知道最好的纪念是头脑中满怀快乐记忆，也知道了好的死亡是什么样的。
父亲在母亲死后一直处于奇特的游离状态。他一直没有主动安排什么事务，承担什么责任，几乎是被动地让身边一切发生。他和母亲结婚50年，看起来却好像没有什么悲痛之情。当时我将之归因于他斯多葛式的内向性格混杂了震惊。
现在看来，我认为后来很快出现并销蚀他生命的痴呆症状在当时已经出现，母亲一度用常见的健忘或怪癖之类的理由掩饰了他的变化。母亲的葬礼非常传统、庄重，我觉得父亲只是在机械地执行动作，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明白眼前发生的事。迹象已经很明显了，但我们因母亲死后的种种规程仪礼和心中的悲恸分心，完全没有留意，也可能我们有意不去留意。他一件旧事都没有回忆，一滴眼泪都没掉，一切于他似乎都是日常事务。葬礼过后，他和亲友闲聊，仿佛这是他与之共度一生的女人的婚礼，而不是她的葬礼。
如果说我母亲走向死亡的日子很短，而父亲的这个过程就拖得很长，非常痛苦。要是能选择的话，他一定会选一段完全不一样的终点之旅。其实要是他知道将会发生什么的话，我毫不怀疑这个从不说一句废话的苏格兰人一分钟都不会感伤，马上就拎起他的滑膛枪跑到房子后面的树林里去一了百了。我记得我一度想过，对他来说最仁慈的方式就是在他爬上房顶补瓦片的时候掉下来。但现在这个状况，到底为难的是他，还是我们呢？不得不看着阿尔茨海默病夺走家人的记忆，夺走他们几乎全部的独特身份，这样的悲恸比起被阿尔茨海默病夺走这一切的本人，会沉重几分？
父亲一个人度日，没有了母亲的干预，我们以往认为不正常的行为成了他的日常行为。他虚构出闯进屋子里偷走钥匙的男孩子，诅咒他们；他要外孙女安静，不要吵醒外祖母，而这时母亲已去世一年多了。我们看到所有这些迹象，一开始还会找理由来为他解释并开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