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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使用父母采样，我们尽量采用母亲的DNA，因显然父亲有并非生父的可能。家庭形态和规模各异，生物关系在家里往往不是秘密。但对于戳穿秘密可能引发惊扰的家庭，调查时会再三谨慎斟酌。我充满智慧的祖母说过：“你知道你的母亲是谁，但只能听她说你的父亲可能是谁。”这里面可能有许多家族故事。无论是什么情形，在丧亲之痛中没有人想要额外背上戳穿秘密的负担。
最近发生的一场大型伤亡中有超过50人丧命，其间出现了关于死亡和DNA分析如何揭露家庭秘密的教科书式典型案例。两个姐妹认为兄弟在灾害中丧生，但检查所有的医院之后，都没有发现他在任何事故和紧急事件中的登记信息。她们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他的同事和朋友也没有收到音讯；他不接电话，也没有电话从他的手机中拨出。一个多星期以后，也没有任何他的银行取款或信用卡使用记录。
停尸间里有一具支离破碎的无名尸体，符合此人的身体特征，但尸体的DNA和两位姐妹的并不相符。后来的调查显示，这具尸体确实是她们失踪的兄弟。她们并不知道，他本人也可能不知道，他在婴儿时期被这个家庭领养——这是一位年老的姨妈最终确认的。姐妹俩如今要遭受双重打击：失去了兄弟，并发现他并非亲生兄弟。这使她们开始焦虑于兄弟的身份、她们与他的关系，以及她们父母的诚信。
英国警方每年平均接听30万个与人口失踪有关的电话，一天差不多接600个。其中一半人会被正式记录为失踪人口，其中大约11%被标记为高风险和极脆弱人群。超过50%的失踪人口为12~17岁，许多属于“离家出走”。其中一半多一点的人（大约57%）是女孩。幸好许多孩子会回到家里，或被发现还活着，但有16 000多个孩子会被记录为“失踪”状态超过一年。成年人失踪状况有所不同：大约62%是男性，常为22~39岁。一年大概发现可疑死亡250件左右，不到30例是儿童。
英国失踪人口局设在国家犯罪调查局辖下，与国际刑警组织、欧洲刑警组织及其他国际组织有联系。有人失踪时，国际刑警组织向192个成员国的警方发出“黄色通报”。发现尸体又无法确认身份时，发布“黑色通报”。在理想情况下，所有的黑色通报都能对上一则黄色通报。我们尽量对照失踪人（死前）的身份特征与死者（死后）的身份特征，来匹配这些信息。
采集死前数据显然要从警方的DNA库和指纹库开始，但警方只有在死者引起他们的注意后才会在数据库里查对。（有多个不同的数据库存有DNA，为犯罪现场采样分析进行身份辨别或身份排除，向所有的法医调查人员、警察、军队等开放。）我们如有合理理由，就可以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请求其他的国际执法机构在他们的数据库里搜索。大部分国家都没有全人口的DNA或指纹记录，也没有全国牙科记录数据库。所以，除非你供职于警方或军队，或者曾经犯罪，否则你的身份特征很可能不会出现在任何数据库里。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在前面我们谈到了搜索一个年轻白人男性返回了1 500个可能匹配的数据的例子。一个人在苏格兰北部的偏远林地里遛狗时发现了他，警察和一位法医人类学家接手。其骨头平躺在树林的地面上，大致保持在标准解剖学姿势，但头骨滚在脚边。在尸体上方一株高大的苏格兰松树树枝上挂着一件夹克衫的兜帽，里面有一块人骨，是第二颈椎。树下的尸体上这一块颈椎缺失，这样就很好地补全了整副骨架。因此可以合理推测，尸体曾悬挂在树上，随着尸体分解，颈部组织拉伸，最终脱离。尸体掉在地面，头部因组织分离落向不同方向，颈骨掉在了兜帽里。
这些都说明这宗死亡并无可疑之处，更可能是自杀。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看起来此人曾爬上松树，将身上的兜帽系在树枝上，然后跳了下来挂在上面。但我们接下来要尝试辨别死者身份，才能开展一定的调查，并通知死者的亲属。
没有发现旁证物。没有钱包，没有驾照，没有银行卡。我们从骨头上提取了DNA，但在DNA库里没有找到匹配记录。遗体已经白骨化，也就得不到指纹。人类学评估显示这具尸体是20~30岁、168~173厘米高的白人男性。
从骨架上我们辨识出一些他死时已完全愈合的旧伤：三条右肋曾经骨折，右锁骨一处骨折，右髌骨一处骨折。如果这都是在一次事故中受的伤，他很有可能曾在医院治疗，就会留下医疗记录。他也拔除过四颗牙齿：左右两侧上下颌的第一前磨牙。其他牙齿的移位情况显示这些牙齿不可能是先天缺失，而是由专业操作拔除，那么牙医诊所或许会保有这些拔牙记录。我们还得去找这些记录。
就是这些基本特征生成了1 500条可能匹配的身份数据。显然警方无法从如此大量的模糊线索中追查，否则将耗费巨量资源。为了帮助警方处理，我们得缩小可能数据的范围，直至一到两位数字。我们进行了面部重建，根据此人的头骨形状复现了他的特征。这个过程是科学与艺术的巧妙结合，并不是为了完美重现一位死者的脸，而只需达到足以让认识他、可能见过他的人能认出来的程度，这就能生成更精确的线索供警方采用。
复现后的面孔被印在海报上，在发现尸体的周边地区张贴，通过报纸、电视、寻人网站和国际刑警组织广泛传播。BBC（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刑事观察》（Crimewatch）报道此案后，出现了几条强有力的线索，其中许多指向同一人。其中一个问询电话来自死者的母亲，她刚好在看这个节目，认出面部重建结果很像儿子：这是她最可怕的噩梦。
一个名字被划掉或确认后，调查就从广泛的物理身份转向可能的个人身份探查。警方可以开始询问亲属，采集DNA样本做比照。在这个案例里，母亲的DNA匹配上了，儿子的生物特征也对上了：白人，身高170厘米，人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22岁。他的牙科记录、家庭医生及医院医疗记录、X光片，全都吻合。他失踪前几年曾卷入一场斗殴事件，骨折情况全部被医院记录下来。
确实没有什么罪案好调查。这个人在他的尸体被发现前三年离开了家，告诉家人自己陷入了麻烦，欠了毒贩的钱，要躲一阵。他说他会到北方去，不用担心，他会很好。在他死亡的地方的人们认为他离群索居，有酗酒和吸毒习惯，他使用了一个与在家时不同的姓名缩写。
年轻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是悲伤的事。我们不能臆测或判定是什么让他走向自杀，但将名字归还给他以后，我们就能讲出他的故事。我们给一个忧心如狂的家庭带去答案，将他的遗骨归还。我们很少给亲属带去欢乐的消息，但我们也相信，递送消息时的善意、诚实和尊重，最终会有助于他们面对事实和创伤的愈合。
无疑，要是这位年轻的自杀者随身携带着身份证件，我们就能很快结案。大多数人身上总带着一些可表明身份的东西，或是至少可以帮助调查开始的线索；但要辨识没有携带旁证物之人的身份，若有覆盖所有人的DNA库或强制性身份证，自然更加容易。然而，让政府机构给我们贴上更私密的标签，是很有争议的问题，许多人也会因此忧虑这是否侵犯了公民的自由和隐私。
我们将身份看作私密之事，但事实上又和我们来往的每个人分享精细的身份信息。有时候，执行公务的人会要求你公开身份：在我们这儿，就是当你死去的时候。
在1926年写成的《死亡之船》（The Death Ship）中，主角与一名执法人员概括了这个问题。作者B.特拉文启发我们对身份进行反思，他自己也多少是个身份神秘的人。他使用笔名，他的真实身份，以及一些生活细节，至今仍然颇有争议。
“你要出示一些文件来说明你是谁。”警官向我建议说。
“我没有任何文件，我知道我是谁。”我说。
“可能吧，但其他人也想知道你是谁。”
第三章
死亡零距离当那些爱你的人溘然而逝
要是生命不该被太当回事，那么死亡亦然。
——塞缪尔·巴特勒
作家（1835—1902）“去看看威利好不好。”
这道简洁的命令，被我父亲随意抛出，然后他离开房间，去招呼殡仪馆的礼拜堂里与母亲和姐姐一同等候着的亲友。
威利，我的外养祖父，已经死了三天多了。我不觉得父亲是因为自己退缩才让我去。他是那一代一个典型的苏格兰人，老派，不说一句废话，曾经在军队待过。他不会看到威利的尸体就被吓慌的。他也不认为对女孩就该娇纵，所以他大概是认为，我既然选择了这个专业，那当然是最适合做这事的人。
这时我已经解剖过几具尸体，也协助进行尸体防腐工作，但我还没满20岁，而且在解剖室里学习与第一次面对我深深爱着的人刚刚死去的身体，当然是完全不同的事情。父亲完全没有想到，我没有准备在殡仪馆的看候室里面对我最爱的长辈的尸身。我当然不知道他说“好不好”是什么意思，但他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我，我们又总是按照他说的做，我就没想过说我不想做。我的父亲总是发号施令，仿佛他依然是个军人，而他那标志着军士长身份的小胡子仍然竖着，一派不容违抗的权威。
从各方面来说，威利都是个存在感很强的人。他心宽体胖，死时已达83岁高龄，受人敬仰，头上没有一根灰发。他曾参加二战，但和他那一代许多人一样，对此闭口不谈。他以石膏装饰材料生意为生，因弗内斯富人区里许多大房子中华美的顶角线，都要归功于他。
威利的太太克里斯蒂娜常被大家称作蒂妮，他们自己没有孩子，为此非常伤感。我的外婆是蒂妮的姐姐，她在生下我母亲7天后去世，而这对夫妇很高兴地收养了我的母亲，将她在一座满是爱与欢笑的房子里养大。对我来说，他们就是真正的外公外婆：和蔼，体贴，宽容，甚至可以说很娇惯我。
退休以后，威利在当地修车厂里洗车赚点小钱。我记得他站在洗车架前，手里握着冲水管，脚上穿着大筒靴，那靴筒卷下来，卷在小腿上，因为他的腿太胖了。他嘴里叼着烟，总是在笑。不知怎么，他就喜欢把嘴唇一鼓一鼓，对我们这些小孩来说真是好玩极了。他和家人一起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太太——她患有痴呆症、严重关节炎和令人衰弱无比的骨质疏松症，生活极为艰难。像那时候的许多家庭一样，他认为这是对她的责任，从不谈什么把她送到医院或护养院的话。
蒂妮去世后，威利每周日都到我们家来用午餐，天气好时还和我们一家人一起出游。我见他出门时永远穿三件套装、衬衫，打领带。他只有两套套装，一套粗花呢的日常穿，还有一套好衣服参加葬礼时穿。
威利有一张照片，最能体现他对生活的热情和他所传播的欢笑。照片是在因弗内斯北边不远处的布莱克岛罗斯玛基海滩上拍的。那天热得烤人，我们开车到那儿去，在海滩上野餐。所有人都挤到爸爸的车里。他那时开一辆黑褐相间的3.8升捷豹MarkⅡ，又骄傲又快乐。
就算在马里湾海滩上吃三明治，威利也穿得像要去教堂，一身套装，鞋子擦得锃亮。我们打开一张轻质金属管制的花园椅子，放在沙子上，让他在我们将毯子和食物铺在海滩上时坐在阴凉处休息。妈妈准备的食物一向多得够喂一营的人，我们忙着干这些活的时候，背后爆出一阵大笑。威利卡在了那张脆弱的椅子里，他那不容忽视的体重压在细长的框架上，椅子腿被压弯了，倒向沙滩上。他像站在沉到海浪里的舰艇长一样，一边下沉，一边将手举在额前致意，他的腿相当优雅地在身前伸直，直至他臀部着地。照片里他大声嘲笑着自己的滑稽窘态，你实在没法不和他一起欢笑。他在生活中拥有的不多，却异常满足。
要是威利还能笑的话，他自己去世的方式大概也能叫他再笑一场。一个星期天，他来我们家吃午饭，他扑倒在桌边，就好像突然睡着了。他患的是主动脉瘤破裂，这事不会有任何先兆——死亡在瞬间来临。他是幸运的，但对我那颇为情绪化又敏感的母亲来说，这可真是残酷的打击。上一刻他还满怀欢喜，下一刻他就走了。威利和我家的桌布都不太走运，他倒得毫无仪态，一头栽进了他自己那碗亨氏番茄汤里，好像他一心要在最后一刻继续发挥他的幽默感。
如今我们这些亲友都悲痛地聚集在殡仪馆，准备哀悼那一辈人中最后一位的离去。但在这之前我还得先深深吸口气，抖擞精神，去做父亲叫我做的事，为威利做最后一件事：看看他“好不好”。
我想每个人在看到死去的亲人时，都会略微停顿，想起他们在世时的模样，紧紧抓住记忆，不让那形象消散在他们死后的模样中。威利曾有一个善良、温和的灵魂，生命活力四射。我从未听过他说人一句坏话，或抱怨什么事情。他曾让我假装在赛马上下注，带我去商店买糖，让我帮他洗车——他就是我年轻生命中的一个欢乐存在。我只遗憾不曾有机会在成年后更多地了解他。
我记得那看候室里的暗淡灯光，低声播放的圣乐，花的香味，可能还有一丝消毒水的气味。木棺被架在房间中央的灵柩台上，周围簇拥着鲜花，棺盖大开，但很快就要被永久地盖上拧紧，好让他安睡。
我心中突然感到一阵震动，无比清晰地意识到父亲让我做的是多大的一件事。棺材里那个人直到我检查过以后才会被下葬。威利得被检验合格。我觉得自己肩负重大任务，却还不过是个小小学徒，真不知我准备得是否充分，又会受到什么影响。
我接近棺材，听到心脏在怦怦直跳，向棺材里张望，但那好像不是威利。我猛地深呼吸一口。在那白色亚麻布间躺着的人个头小得多，蜡样的苍白取代了红润的脸色，可能只有隐隐一点依据表明这是曾经的威利。他的眼睛周围没有笑纹，他的嘴唇是淡淡的青色，并且他沉默得令人吃惊。他穿着威利那套最好的葬礼套装，但那个人的本质已不在，仅留有一丝微小的物理痕迹，而这躯壳中一度承载着他的饱满人格。那天我意识到，当那一度让我们之所以是我们的那股生气，离开了我们一贯驱使着走过生命历程的这副皮囊，物理世界中留下的不过是一阵回声或一道影子。
棺材里的当然是威利，或者至少是他的遗体。他不再是我记得的样子。几年之后，我在一场大型伤亡事件后见到遇难者家属在地上排放的死者遗体前来来回回地搜寻，他们绝望地想要找到或根本不想找到那张面孔，那时我就想起了这段经历。我想起有些同事对有些人辨认不出他们最亲近的亲属的尸体深表怀疑。但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明白，即便是你认识的人，他在死后也和生前大为不同。人体外貌发生的变化要深刻得多，绝不仅仅是血流停止、压强消失、肌肉松弛、大脑失去动力。一些难以描述的东西失去了——无论我们叫它灵魂、人格、人性，还是只是称其为存在。
死者不像电影里演员演的那样，静静躺着，如同沉睡。他们身上出现了某种空洞，削弱了能被辨认出来的可能性。解释当然也很简单——我们从来没见他们死过。死者确实死了，而非睡着了或一动不动地躺着。
但那时我不明白自己怎么就认不出威利，这让我非常不安。他的外貌不是因死于暴力而被破坏，也没有腐烂，我没法找这些借口；他也就死在三天之前，那时他还在喝母亲做的汤——苏格兰人并不会在下葬之前花时间把死者拉出去遛一大圈。
说起来，在因弗内斯这样的小地方，每个人都认识威利，也都认识我父母，要搞错身份几乎是不可能的，更别说换掉棺材里的尸体，或者对尸身做什么不法之事。他在这儿出生，长大，结婚，如今在这儿死去。殡仪员是威利的一个亲戚，谢天谢地，他不会搞错这种事的。那当然是威利。但即便我脑子里的理性部分知道这个事实，他在世时和死后模样如此迥异，还是让我困惑不已。
在这阵子犹豫过去后，我意识到房间里的平和气息。死者周围笼罩的寂静，与仅仅是没有噪音的寂静不一样，而是有一种安宁。我的恐惧开始消散。我意识到自己所熟识的威利已经逝去，马上就能安心地看待他遗留下来的身体了，虽然我也知道我和他的关系必定与我和解剖室中尸体的关系不一样。在解剖室中，我只在一个层面上认识他们，只知道他们作为死后尸体的一面，而威利却是在两个层面上存在于我的认知中的：现在，作为我面前棺材中的物理形态；在我记忆中，作为一个活着的人。他的这两面性并不互相吻合，也不会吻合，因为它们确实不一样。我记得的那个人是威利，而眼前这个只是他死后的身体。
我要做的事应该只是快速查看棺材，看看里面躺着的人是否就是我的外祖父，他是不是像他一向做到的那样穿戴得合适体面，这样他才能永久安息。然而，我一心想把事情做好，就干过火了。我陷进了一套宏伟的分析，足可以拍上一部喜剧节目《巨蟒剧团之飞翔的马戏团》（Monty Python’s Flying Circus），但这一集里没有死鹦鹉，只有死掉的可怜的老威利。
要是那时有葬礼工作人员走进来，他们肯定要质疑我的动机，搞不好还会认为我打扰了死者的清静，将我赶出去。这座在苏格兰高地享有盛誉的殡仪馆的历史上，肯定没有一具尸体经过如此严格的全身检查。
我首先确认他已经死亡。真的，我这么做了。我摸了一下他手腕上的桡动脉是否搏动，摸了他脖子上的颈动脉是否搏动。然后我将手背贴在他额头上检查体温。我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会觉得他在殡仪馆的冰室里放了三天之后还会有任何生命或温度的迹象。我注意到他的面部没有肿胀，皮肤没有变色，没有腐败的气味。我检查了他的手指颜色，确定轻度防腐液已完全进入血管，也看了他的脚趾（对，我还脱了他的一只鞋子）。我轻轻地扒开他的眼角，查看角膜有没有被非法移除，解开他一个衬衫纽扣，排除死后有不当的切口。我知道不该高估器官盗窃的可能。开玩笑，在因弗内斯？这真的不是国际偷窃器官黑市的中心。然后可能最过分的是，我检查了他的嘴巴，确定他的假牙都在。谁会想偷威利这些漂亮家伙呀？威利才是这些物品最好的归宿，因为他是一位细心的主人……
我注意到他的手表指针不走了，习惯性地给表上了弦，将他的双手横放在那大肚子上。我真的觉得他在唐纳胡利奇公墓地下躺着的时候会想要知道那时是几点，可能还会想他在那儿等了多长时间。等什么呢？就算他真的坐起来了，没有手电筒，他也看不清手表，我也没想着给他带个手电筒，是吧？我将一绺头发从他脸上拂开，轻轻拍拍他肩膀。我默默地感谢他，因为他生前是那样好的人，然后我心思清明地回到父亲身边，报告说威利一切都好。我确认他可以下葬了。
那天我越了许多界，也没有什么站得住脚的理由。回想起来，我简直怀疑自己当真干了这些事，但我现在也明白，死亡和悲恸会对人的心智产生不一般的影响。那时我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我用自己觉得能做到的唯一方式去应对了。那也是个重要里程碑，那件事表明我可以区别对待事情：我能够在处理陌生人尸体时饱含同情，也能在看到我熟识、爱戴之人的遗体时控制好情感和记忆，在专业、公平地检查他时保持必要的情感抽离，不会崩溃。
这事完全没有减轻我的悲恸，但向我表明，这种情感区隔不仅是可能的，也是被允许的。为这堂课，我要感谢威利，也要感谢父亲，他干脆地认为这件事就是一件我有能力履行的任务，从来不怀疑我是否能胜任。很高兴我确实做到了。
父亲给我的奖赏是短促地点了个头，表示他听到了我的话。从那一刻起，我再也没有恐惧过死亡。
对死亡的恐惧往往是对未知之事的合理恐惧：这是超出我们个人掌控，不了解也无法为之做好准备的情况。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在400多年前引用了斯多葛学派的塞涅卡的这句话：“令人惧怕的是随死亡而来之事，而非死亡本身。”我们一心认为能完全掌控自己生命，但这往往只是幻觉。最大的冲突和阻碍存在于我们的心智中，在于我们处理恐惧的方式。就算尝试去控制无法控制之事，也没有意义。我们能做到的就是面对和应对不确定性的方式。
要理解恐惧死亡的根源，我们大概需要将死亡拆解为三个阶段：濒死、死亡和死后。死后可能是困扰最少的，毕竟大多数人都认为我们没法从死后回归，也觉得忧心于无可避免之事只是枉然。
对死后的恐惧关乎我们认为此后会发生什么：相信各种版本的天堂、地狱或灵魂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的人，以及认为死后就意识消亡的人，想法大概是不同的。死亡是真正的未经探索的目标地，就我们所知，抵达以后也无法返回。当然也从来没有人展示出可靠可验证的科学证据，表明他们曾抵达死亡又回来。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有人被认为是死了的，又开始呼吸，但想到地球上每天有超过15.3万人死去，我怀疑“回来了”的人的样本量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些个案也没有提供更多对死亡的科学理解。
我们都听过濒死体验的故事，这些故事被描述为包含漂浮、脱离身体、强光、隧道、生前旧事重现、宁静感觉等元素的神秘事件。这些故事捉弄着我们，说我们可能可以知道死亡是什么感觉，可能还可以抵抗它。科学却有不一样的解释。在特定的生物化学条件或神经刺激作用于大脑活动时，这些故事中的现象都会发生。刺激某人右脑的颞顶叶交界处，他会产生漂浮和游离体外的感受。与下丘脑、杏仁核和海马体相互影响的神经递质多巴胺的水平发生波动时，就会诱发过去的画面生动再现，错误记忆和真实场景重放。氧气消耗，二氧化碳水平提升，会引发强光和隧道景象的视幻觉，同时产生欢欣和平和的感觉。
刺激大脑的额颞顶叶神经回路，就能让我们认为自己已经死亡——认为自己的血液流干，体内器官缺如，正在腐烂。这也是罕见的科塔尔综合征患者的感受。
人类偏好神秘、超自然的解释，不愿信任生物学和化学的逻辑。所有故弄玄虚的算命人和预言家为彷徨无依的问卜人测算未来时，都是以此为前提的。
最大的恐惧集中在死亡期间。这个不安的、痛苦的时期，可以是几刻钟，也可以是几个月，从我们知道自己将死开始，到死亡发生为止。我们到底以怎样的方式离去，是在病痛中度过最后时日，被事故或暴力突然终结，还是只是逐渐消亡？简言之：会受苦吗？恰如作家、科学家艾萨克·阿西莫夫所说：“生命愉悦，死亡平和。棘手的是从生到死的切换。”
真希望我们都像威利一样幸运，在享受过快乐健康长寿的生命以后，突然毫无疼痛地栽进一碗暖乎乎的番茄汤里，我们一家人都在他身边。他不知道死亡将临，也就无所畏惧。对我来说这是完美的死亡，希望我所爱的人都能以这样的方式离开。在短期内丧亲之人会受到震动，我母亲就完全没有对这个事实上是她父亲的人的突然离去做好准备，没有时间准备好启动她自己的哀恸过程。她期待过的死前仪式没有发生，死亡的过程没有预警就降临了。不过，从长远来看，还活着的人都会感到安慰，知道那死去的人在死前经受了最小的身体和心理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