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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细胞在大脑中一直存在，由此可以提出一个有趣问题：这里是否有着关于我们身份的某些信息？可能可以绘出神经元之间的沟通机制，以此呈现我们如何思考，更高层次的推理和记忆功能如何实现。有研究表明，借助荧光蛋白，我们可以看到记忆如何在一个突触层面形成。实际应用可能还有点像科幻小说，不过我认为，理解神经元在构建身份中的关键作用，就在不太远的未来。
第二类永久性细胞位于耳囊中，在颅骨深处的内耳周围。这颞骨岩部的一部分，内藏听觉器官耳蜗和平衡器官半规管。内耳在胚胎和胎儿时期就形成了，且达到成人时期的大小，在高水平分泌的一种抑制骨代谢的糖蛋白骨保护素（OPG）的作用下，不会生长和重塑。正常情况下，内耳不会发生重塑，这是因为要是它能长大，就会干扰我们复杂的听觉和平衡觉。虽说新生儿的耳区已是成人大小，但它其实仍然非常小，用体积计量单位表述的话，大概只有200微升——也就是4滴雨水的体积。这种细胞不同于神经元，闭锁在这块小小的骨头里，这就让我们有机会恢复个人身份信息。
要理解细胞在人的身份辨识过程中的价值，我们需要知道细胞是怎样形成的，无论是骨细胞、肌细胞还是形成消化道的细胞。在最基本的层面，我们身体里的每个细胞都由化学物质构成。细胞的形成、生存和增殖有赖于其基本构成物质的供给，将这些物质聚合在一起并让其保持活力的能量来源，以及排出废物的排泄渠道。我们身体上供未来细胞生成原料进入的主要开口是口腔，由之导向胃和肠道系统——我们的食物处理场所。所以，每一个细胞、组织和器官的核心成分，只能从我们摄入的食物中获取。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所吃的食物。补充能量对生存是至关重要的。没有空气活不过3分钟，没有水活不过3天，没有食物活不过3星期，这个说法虽不完全准确，但也很接近事实了。
我们不能在子宫中独立摄入食物，便通过胎盘和脐带从母亲的饮食中获取养料，这才能应对发育诸事，组织我们自己的细胞生成。孕妇一个人吃两人份是谬论，不过她确实得确保她的饮食不仅满足自己的需要，还要足够应对一个胃口很大的胎儿的需求量。
构建耳囊所需的营养物质，就是由母亲孕16周左右时的饮食供给的。所以，在我们的脑袋里，那块大小仅够盛下4滴雨水的小骨头大概要在我们余生中都携带着母亲怀孕4个月时的午餐化学元素记录。要是需要证明妈妈永远不会离开我们，这就是证明；要探究妈妈是怎么进入我们脑海的，这就是个全新视角。
我们认为自己的饮食相当普通，但实际上我们摄入的水和食物完全保留了我们住地的特征。水从各种地质结构中渗过，带上了与当地化学元素一致的同位素比值。我们摄入水分时，这个印记就进入了我们所有组织的化学成分之中。
牙釉质的化学构成在一生中几乎不会改变，因此腐坏的牙齿也无法自我修复。所有将要脱落的牙齿（乳牙）的牙冠在我们出生前即已形成，其构成成分因此与母亲的饮食直接相关，我们的第一颗恒磨牙也是如此。其他的恒牙由我们自己打造，反映我们童年的饮食状况。
头发和指甲与永久性组织一样，包含饮食的丰富信息，其结构为线状排列，生长较有规律。由此在其中可获得所摄入营养物质代谢沉积的化学性时间线，清晰得就像读取二维码。
法医人类学家会怎样使用这些细胞给出的神奇信息，解读一个人的生命故事，确认他的身份呢？稳定同位素分析就是一种能发挥作用的技术。根据我们身体组织中的碳稳定性同位素和氮稳定性同位素的比值，可以分析出饮食状况：这个人主要吃肉、吃鱼还是吃素。氧同位素比值反映的是饮食中的水源信息，从与水相关的稳定同位素的特征，我们可以推断这个人是怎样生活的。
你搬到其他地方以后，你留在细胞里的标记会变化，因为你吃的食物和喝的水的化学成分都不一样了。用头发和指甲可以分析出你的地理位置变迁的时间线。在鉴定死者身份或追踪罪犯行踪时，这种信息非常有用。比如说，一个恐怖主义嫌疑人坚称自己从未离开英国，但他头发的稳定同位素比值却显示出突然的变化，与阿富汗地区的同位素比值特征相符。头发的同位素分析也能显示人们是否在持续使用某种物质，如海洛因、可卡因、甲基苯丙胺（冰毒）等毒品。这当然也是证明维多利亚时期的神秘谋杀案中砒霜下毒的首选方法。
所以，理论上我们可以检查一个人的遗体，从耳囊和第一磨牙的同位素特征，发现他的母亲在怀孕时住在何处，饮食结构如何。然后我们可以分析其余的恒牙，确认死者在哪里度过童年；检查骨头，看他在死前15年左右在哪里居住。最后用头发和指甲确定他在什么地方度过生命的最后几年或几个月。
管理人类细胞集合极为复杂。如果将身体看作生产细胞的工厂，在我们的身体素质最好的时期，它一般都运转得非常顺利，能高效替代我们每分钟淘汰掉的3亿个细胞中的绝大多数。但随着我们年龄渐长，机能开始退化，生产新细胞的能力也有所减退。衰老的标志开始显现：头发变细褪色，视力衰退，皮肤起皱松弛，肌肉质量和张力降低，记忆力和生殖能力下降。
这些都表明发生了正常的功能减退过程，也即衰老，也清楚显示我们如今远离生命的起点，更接近终点。医生告诉你身体上的某个问题对你这个年纪的人来说非常正常并不能给你多少安慰，你同时就意识到，死亡在这个年纪也很正常。衰老的问题还会叠加：有些细胞开始“耍流氓”，异常生长增殖；身体组织因环境中的毒素而受损；肆意的生活方式行不通了，各个承受了压力的器官会停止有效运作。我们可以通过内科、外科干预和药物支持来延长许多身体机能的时限，但最终，当这些机能不能独立运转时，我们作为有机体，就会死去。
有一个医事法学上的定义是，当“个体出现不可逆的循环和呼吸功能停止，或不可逆的全脑（包括脑干）所有功能停止”，就是有机体的死亡。“不可逆”一词是关键。逆转不可逆之事，是医疗界抗击死亡的圣杯。
看来，那5个关键器官的活动决定了我们的生命，大概也最终决定我们的死亡。现代医学奇迹能实现4种器官的移植：心脏、肺、肝脏和肾脏。但那“大家伙”，大脑——我们身体中其余各个器官、组织和细胞的根本指挥控制中心——未曾被成功替代过。生与死之间的协约，似乎就写在这些神经元之中。（我说过，它们很特别。）
我们的身体不仅在生时发生变化，在死亡中也如是。当与组织和细胞解构相关的过程开始之时，我们开始分解为最开始构建起我们的化学成分。有一帮“志愿者”候着施以援手，包括人体微生物群落中的上百万亿个细菌，它们此时摆脱了活性免疫系统的约束。机体环境的动态平衡一旦发生灾难性变化，彻底不利于机体的再生或复苏，细菌就来接盘了。这时生命无法挽回，死亡必将到来。
比如说，多数情况，我们在家里亲人的陪伴、医院或急救中心的看护下死亡，准确的死亡时间可以被直接记录下来。但当有人独自死去，或是突然发现了可疑的尸体，我们就得估算尸体死亡的日期和时间，以完成法律和医学程序。我们尽量从尸体给出的信息确定死亡间隔时间（TDI）。所以法医人类学家不仅要掌握身体的构建过程，还要知道身体的分解过程。
死后变化有7个可辨识的阶段。第一个是皮肤苍白样改变，这一改变在死后几分钟就开始出现，持续约一小时。我们说某个不太舒服的人看起来“白得像死人”，就是指这种现象。心脏停止跳动以后，毛细血管循环作用停止，血液从皮肤表面退去，并由于重力作用开始聚集到身体的最低处。这种现象在死后很早就发生，因此对确定死亡间隔时间意义不大。这也是一种主观特征，很难进行量化评定。
第二个阶段是尸冷，在身体开始冷却时很快发生。（有些情况尸体可能会升温，这取决于周边环境温度。）尸体温度最好从直肠读取，因为皮肤表面通常比深层的组织冷却或升温得更快。不过，虽然从直肠温度的冷却速率相对稳定，也不能断定在死时尸体的温度就是正常的。有许多因素能影响体核温度（机体深部温度），包括年龄、体重、疾病和用药。有些感染或药物反应会使体温上升，运动或死前剧烈挣扎也是；而读取到低于正常的温度可能是因为深睡眠等身体状态。所以，这不是判断死亡间隔时间的可靠指标。
发现某人死亡时，其尸体所处的环境也会影响尸体冷却的速率。例如在高于37℃的地方，尸体不会变冷，基于温度计算死亡间隔时间就不适用了；要是一个人已经死去一段时间，评估尸冷情况显然也不合适，因为尸体温度最终会调整至环境温度。
在死后几小时内，肌肉开始收缩，第三个短暂的死后阶段开始了：尸僵。僵硬通常在死后5小时内从较小的肌肉开始发生，随后传到较大的肌肉，在死后12~24小时达到高峰。机体死后，将钙离子从肌肉细胞中泵出的机制失灵，钙渗入细胞膜，导致肌肉里的肌动蛋白和肌球蛋白收缩，让肌肉紧张、缩短。肌肉包裹关节，因此关节也可能在死后数小时内收缩并定型在僵硬的位置。一段时间后，僵硬的肌肉会因自然分解和化学变化开始松弛，关节也同样可以转动了。这也解释了一些罕见记录中的一具死尸似乎出现了抽搐或移动的现象。但我保证死者不会坐起呻吟——这种事真的只发生在恐怖电影里。
最早的肌肉萎软、僵硬和第二次萎软可以用于确定死亡间隔时间，但有许多变量影响僵硬持续时间，乃至僵硬是否发生。例如新生儿和老人不出现僵硬是很常见的。在较高温度下，僵硬过程开始得更快，在低温中则会延迟。某些毒素也会有影响（马钱子碱会加快僵硬发生，而一氧化碳则会减缓僵硬发生）。如果死前发生剧烈的身体活动，僵硬过程也会发生得更快，但在冷水致溺的情况下就不会出现僵硬。所以，不管犯罪剧集怎么说，这也不是判断死亡间隔时间的明确指标。
心脏不再泵血，身体逐渐进入死后变化的第四个阶段：尸斑。在死亡发生后的皮肤苍白样改变阶段，血液几乎立即就开始沉积到身体最低处，但数小时内还不会出现尸斑。
质量较大的红细胞穿过血清，沉积到低处区域。此处的皮肤逐渐因红细胞聚集呈现出深红或蓝紫色，与上方皮肤的苍白形成鲜明对比。皮肤接触停尸物表面的区域（例如尸体仰躺，背部接触表面），血液从组织里挤出，聚集在没有接触压力的区域。因此接触区域较为苍白，而周边区域呈现出颜色较深的尸斑。
通常在死后12小时呈现出最大面积的尸斑。这种尸斑随后就不再变化，可以在调查可疑死亡时成为有用指标，解释尸体在死后数小时内如何陈放，我们可由此评估尸体是否被移动过。背部有尸斑的尸体，被发现时却是面朝下趴着，则显然是被翻动过。如果一人吊着死去，血液都聚集在四肢的低端，即便身体被放下来，这种固定的尸斑也会持续分布在手臂和腿的远端。
大概在2017年，出现了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死后生物群落——在死人身上蓬勃繁殖的细菌群。研究人员发现，从尸体的耳鼻开口处取菌样，使用下一代宏基因组测序，可能可以准确测出死亡间隔时间，即便对于已经发生数日或数周的死亡，误差也可控制在数小时内。如果这个研究经验证可靠，这个方法的成本也不太高，就可能逐渐取代此前使用的前述四阶段观测法。
如果尸体在这四个阶段都没有被发现，会开始散发难闻的气味。在第五个阶段即腐败阶段，细菌的整体结构开始解体，细胞膜开始被微酸性的体液溶解。这个过程称为“自溶”，给厌氧菌以细胞和组织为养料增殖提供了完美的条件。细胞自溶的过程释放出各种化学物，包括丙酸、乳酸、甲烷、氨，我们可以通过检测这些化学物来找到被分解的尸体被隐藏或埋藏于何处。用寻尸犬搜寻尸体是我们所熟悉的做法，据说狗的鼻子比人灵敏1 000倍，可以嗅出微量的腐败气息。狗并非唯一嗅觉灵敏的物种，人们也曾训练老鼠搜寻腐败气味，更不可思议的是，还训练过马蜂。
随着气体释放增加，尸体开始膨胀，一些有气味的物质如尸胺、粪臭素、腐胺等越聚越多，对昆虫产生不可抵挡的吸引力。尤其是绿头苍蝇，在死亡发生几分钟后就能察觉腐败产物，开始在尸体上搜寻产卵地，通常是眼、鼻、耳等孔窍处。腐败的恶臭味到处蔓延，昆虫由此辨识出自己及后代的食物来源。在腐败组织内部持续积聚的压力会导致液体从身体孔窍中流出，甚至皮肤开裂，招致更多的昆虫和食腐动物。皮肤开始变色，转成深紫、黑或类似重度瘀血的深绿色，这是血红蛋白变性的副产物发生腐败的结果。
第六阶段是快速继续腐烂，这一阶段发生在幼虫孵化和大群蛆虫称王称霸的时候。这些虫子会孜孜不倦地分解组织，那是它们的食物来源。在继续腐烂的阶段，昆虫和动植物活动相继发生，所有的软组织都最终被分解。这个阶段人体组织成为生物养料，或液化进入周边环境，损耗量最为巨大。其间产生巨大热量：一个蛆虫窝里大概有2 500条蛆虫，其内部温度在环境温度基础上提升14℃。在50℃以上，幼虫无法成活，因此当蛆虫窝内部温度接近这个临界值，蛆虫就分散成较小的集群，让温度降下来。这种从中心向外游走的活动持续发生，疯狂活动，使它们像一群“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最终的第七个阶段是白骨化，身体的所有软组织都已被分解，只剩下骨头，可能还有一些头发和指甲，因其成分为惰性的角蛋白。在一些环境条件影响下，随着时间流逝，骨头也会被分解。这样，我们又回归成在生命伊始组成我们的那些元素。地球上的矿物质资源是有限的，我们每一个个体都由可循环的成分组成，随后又将这些成分归还到那个化学物质池里。
完成上述死后分解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呢？答案不那么简单。在非洲的一些地区，昆虫活动猖獗，温度较高，人体从尸体变为骨架只需7天。但在苏格兰的寒冷野外，可能需要5年乃至更久。身体分解的速度受气候、氧气接触、死因、埋葬环境、昆虫分布、食腐动物活动、降水和裹尸处理等多种因素影响，我们很少能根据这个现象来判断确切的死亡间隔时间。
如果尸体分解明显延滞或索性中止了，无论是出于偶然还是故意的原因，都会影响评估死亡间隔时间的可靠性。冷冻几乎能完全中止分解，只要解冻次数不太多，我们可以在数百年后还辨识出身体特征。另一种极端情况是干热使组织脱水，尸身也可由此保存。中国新疆的干尸和美国内华达州法伦市的灵洞（Spirit Cave）木乃伊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保存如此之久的。埃及的拉美西斯和图坦卡蒙等著名木乃伊能持久保存，主要是化学药品的作用。摘除体内器官，再用草药、香料、油脂、树脂和泡碱等天然盐填充的处理流程需要高超的技巧。
把尸身浸没在水中可阻断有氧活动，如在泥炭沼泽中就发现过保存下来的尸体。尸体因此无菌，泥炭的酸性慢慢将骨架溶解，留下鞣化皮革质地的皮肤，即便在数个世纪以后也可用肉眼辨识。在温度、水酸碱度和氧气水平适宜的条件下，体内脂肪不会腐烂，而是皂化，变成尸蜡，形成永久性的固体脂肪组织。1996年在瑞士的布里恩茨湖湾中漂浮着一具无头男尸，已完全被尸蜡包裹。最后分析表明，他在18世纪初在湖中淹死，一度被覆盖在沉积物中。当地发生过两次轻微地震，将他从禁锢地里摇出，最终漂到水面上。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有必要专门建立人体埋葬学研究设施——比较恶心的俗称叫“尸体农场”——将人的遗体留在户外，研究人员就可以更好地钻研和理解分解过程。美国有6处此类设施，澳大利亚目前有一处，但我不支持在英国建一个尸体农场。我无法安然接受论证这种设施好处的理由。并没有什么证据表明，目前使用动物（一般是死猪）作为替代的方法会无法精确确认死亡间隔时间，也没有证据表明在这些研究设施中产生的研究大幅提升了我们估算死亡间隔时间的能力。如果要我转变立场，需要这两个问题都有依据。这种设想阴暗冷酷，在受邀像观看旅游景点一样参观一处此类设施以后我更加不安了。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应该建立“尸体农场”。我想更应该问：为什么我们需要它，想要它？
无论我们死后的遗体如何存在，身份与生时同等重要。名字——它是我们自认为“我”的核心——在骨头消失以后还能流传，在我们的最终憩息之地的墓碑、牌匾或纪念册中受到纪念。名字可能是我们的身份中最不永久的组成部分，却可比我们必朽的遗体留存得更久甚至跨越世纪，有时还能有力地激发后来人的恐惧、愤怒、爱与忠诚。
在所有调查死亡的警务工作中，无名尸体都是最大的问题，人们总要坚持解决这个问题，无论从死亡到尸体发现间隔了多久。法医学家会去努力发现这具遗体与一个名字的关联，这样就能获取文件证据，找到亲友来确认死者的身份和生活环境。在找到这种关联之前，我们无法对此人生前的家庭、社交圈和同事进行问询，无法追踪其移动电话活动，无法查检监控录像，无法重现其死前经历。每年有大量的人口被报失踪，仅在英国就有大约15万，所以确定遗体的名字并不容易。我们最最基本的任务，就是让一具尸体与其出生时取的名字重逢。
一般来说我们在出生前就有了名字，一般也已经有姓，不然在出生后也很快就有名字了。我们没能选择名字，名字也不是偶然得来的，我们也不太可能是第一个或唯一一个使用这个名字的人。名字是由他人替我们选择或赠送给我们的，也可能是诅咒的标记，我们要携着它走过余生，它成为我们认为自己是何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会条件反射般、毫不犹豫地应答自己的名字，这甚至是下意识的反应。在一个嘈杂房间里，我们可能听不清谈话，但自己的名字被提及时却听得清晰。在生命进程中，名字很快就嵌入我们认定的“自我”历史中，我们会努力保护名字不被他人滥用或挪用，有时还会为此花去大笔金钱。
然而，名字对身份如此重要，我们却会因各种事情去改变名字：因为组建了新的婚姻和家庭，为了区分个人生活和工作，或者就因为我们不喜欢自己出生时的名字。有人一辈子只用一个名字，有人以不同的角色使用两个或许多名字。一般人要正式改名，在可追溯的官方档案中就有所反映；即便如此，它也给法医调查增加了额外的工作。
要是再考虑昵称和缩写，一个人身上的标签能排成行。我自己的情况可谓典型。我出生后的姓名是苏珊·玛格丽特·冈恩。孩童时期我是苏珊；在惹了麻烦以后我是苏珊·玛格丽特，我的正式全名。长大以后，朋友们叫我苏。结婚以后，我变成了苏·马克劳林（太太，后来是博士）；然后我再婚，就是苏·布莱克（教授，后来是女爵）。有一个短暂时期，为了保证发表专业期刊文章时身份一致，我是苏·马克劳林-布莱克。（这真是一场身份危机。）
要是我母亲的意见占据上风，我就会是佩内洛普，就因为她喜欢佩妮这个名字。我逃过了被叫作佩妮·冈恩的命运；作为未来的法医人类学家，我也幸好没有被起名为埃奥娜，虽然配上合适的姓，这也是个挺可爱的名字。好在苏珊·冈恩这名字不功不过，虽然只列姓名首字母的时候我的姓总是会被调侃，毕竟S.M.冈恩肯定会让人叫成“冲锋冈”的。
独一无二的名字这么少有，我们很多人都要和其他人共用同样的个人标签。英国有70万人姓史密斯，其中4 500人叫约翰。我婚前的名字不算很常见，上一回我查阅时，英国只有16 446人姓冈恩，大多数人当然分布在苏格兰东北部的威克和图尔索周边（即因弗内斯附近），其中只有大约40人叫苏珊。
同名同姓可能挺好玩，但显然也会引起麻烦。英国演员要选用一个没有其他人在用的名字来加入演员工会，肯定困难如噩梦。我冠上布莱克这个姓的时候，另一个苏珊·布莱克出现了，是一位拯救布莱切利园网站于衰落的计算机科学家。苏·布莱克博士及官佐勋章（OBE）获得者，是一位和我同龄的可爱女士。我们从来没见过，但有邮件沟通，因为有人来问我布莱切利园的问题，或者邀请我去演讲二战期间的密码破译，而我只能令人失望地回复说，他们找错人了，最好还是去找另一位“苏·布莱克博士”，我只能和他们谈谈死人。
我们对身份的执迷在世界各地的民间传说和文学传统中都有所反映，许多故事描述了伪装、假身份、身份混淆、盗用身份，更有许多故事讲弃儿领养或婴儿出生后被交换的事。这些主题是莎士比亚写的许多喜剧的特征。他很多作品都多少和身份概念有关。这些是探索社会、冲突和人与人的联系取之不尽的情节设置模式。
这些故事在过去的简单社会中更站得住脚，当时创造新身份或使用别人的身份，暴露风险比当今要小得多。16世纪盗用马丁·盖尔身份的著名诈骗案给许多著述、电影和音乐剧以灵感，在现代，这种案犯就不可能长久逍遥，因法医学可以确认出独一无二的身份。
但仍有许多柜中骷髅见了天日。在多年后，你发现你不是自己认为的那个人，真的是惊天震撼，能引发一场名副其实的身份危机。母亲其实是我的姐姐？父亲不是我的父亲？父亲是我的爷爷？我是领养儿？我们在一生中的身份由身边的人加持，我们相信他们说的都是真话，那么我们的名字和传承就成为自我感知和安全感的基石。谎言被戳穿，关于自己和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的一切理解都在耳边坍塌。此类发现常由死亡引发，因亲属们通常会翻查遗存文件，或者因调查员为了找出无名死者身份或了解死者境况和死亡动机而深挖其生活。
当法医人类学家面对一具无名尸体，我们怎样重建死者和名字的关系呢？首先我们要进行生物画像：此人是男是女？死时多大年纪？祖籍是何处？有多高？由此可将一个人对应某类档案。我们确认眼前是一位25岁上下、约168厘米高的黑人女性，就可以在失踪人口数据库中寻找符合这些宽泛条件的对象。会有很多可能的人选出现。有一次搜寻20~30岁、身高为168~173厘米的白人男性，仅在英国就反馈了1 500个名字。
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使用三种特征作为身份的基本指标：DNA、指纹和牙列。指纹和法医牙科学在法医学里已使用了上百年之久，但新近出现的DNA分析在20世纪80年代才成为法医工具。雷切斯特大学的英国基因学家阿列克·杰弗里爵士的先锋探索使这种技术可实际应用，在警务调查、父系争议、移民问题中的身份鉴定方面产生了革命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