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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蕾妮和安德鲁失踪30周年的时候，这个露天矿场早就已经被填平，还种上了树。我们预计至少要用一个月的时间才能让矿场变成与20世纪70年代差不多的样子，并且圈出几个可能的埋尸地点。如果要找到尸体，我们需要的时间还会更长。
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清理这个区域里的2 000多棵树，让这个矿场恢复到原来的样子。现代伐木装备的作业速度让人难以置信，砍树，剥皮，切块，一气呵成。原本需要好几周的工作量在几天就完成了。我们在矿场周围特意留下一些树木没有砍伐，目的是起到掩护的作用，防止媒体偷拍和过分热情的公众从已经很危险的A9公路过来偷窥。我非常自信，只要蕾妮和安德鲁的遗骨埋在这里，我们就一定能够找到，虽然很快我就后悔自己在媒体面前说了这样的话。我并不是有意要给人虚幻的希望，如果我们没有找到，至少我们可以在案件中排除这个矿场。
有一种可能是，这个矿场是第一抛尸现场。尸体可能最先是被埋藏在矿场的某一个地方，然后被转移到第二抛尸地点，甚至第三抛尸地点。这个想法符合现代犯罪推理，而且有人在这里闻到了尸体腐烂的味道。第一抛尸现场一般都离案发现场近而且方便（在这个案件中，也许被烧毁的车辆是第一案发现场），也是犯罪分子熟悉的地方。因为大多数的谋杀是即兴的，所以凶手处理尸体和作案工具时都很慌张。等到凶手有时间思考后，他或她会返回第一抛尸现场，把尸体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通常都远离案发现场。因为第二个地点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所以更难预测和寻找，第三个地点就更不用说了。
接下来的四个星期我们搬走了两万吨的泥土，同挖掘工人一起合作的是人类考古学家、法医人类学家，在一桶又一桶的泥土里寻找遗骨、衣服、推车、行李的踪迹。考古学家指导挖掘工人，仔细检查每一铲泥土，而人类学家再负责查看一桶一桶的泥。我们一天要经历各种天气，干燥、湿润、冷热、冰雹、大风等等。
我们找到什么了吗？我们复原了矿场在1976年以前的地形地貌。我们找到了一袋咸酸口味的薯片，袋子上的图片是吉米·萨维尔主持的女王加冕纪念比赛。我们知道，如果尸体被埋葬在这里，我们一定能找到，因为我们的探测仪能找到的骨头比我们人类能找到的骨头小得多，比如兔子和鸟类的骨骼都能被仪器发现。我们找到了恶臭的原因，在20世纪70年代修建A9公路时，工人们的排泄物和垃圾被埋在了这里。但我们没有找到蕾妮·麦克雷，也没有找到安德鲁，甚至没有找到跟他们有联系或者跟他们的失踪有关的间接证据。我们整个团队都很受打击，因为我们带着很高的期望开展了这项浩大的工程。但我们已经尽力了，不管他们曾经在哪里，现在在哪里，但肯定不是在道马格雷露天矿场。
挖掘工作的花费超过11万英镑，但如果能找到关于蕾妮和安德鲁的任何踪迹，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警察局长在当时因为重启调查这宗30年前的失踪案，受到很多谴责。如果能够找到遗骨，他很可能就成了人们眼中的英雄。就我而言，我觉得这个决定非常勇敢决绝，体现了他作为警察的职业操守，不管时间过去多久，也不会轻易了结任何一个案件。
回到我的办公室后，我又仔细回想了整个挖掘过程，看看还有什么可以做的。蕾妮的姐姐给我们写了一封亲笔信，感谢我们所做的一切，我被她的信深深地感动了。她唯一的希望不是复仇，而是能把她的妹妹找回来，好好地安葬她，最终让她安全地长眠在家人的身边。那些一直没有找到的失踪人员的家庭，通常都走不出阴影，日复一日地等着有人能敲开自己的家门，带来令人兴奋的好消息，虽然他们在内心深处都明白，他们得到的可能会是他们早已预料到的坏消息。
有的时候，如果搜寻成功，我们会非常开心。如果没有，我们只能接受现实，我们找错了地方，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原本就不在那里的东西。蕾妮的姐姐就总结得非常好，比我在采访里总结的更有说服力。她说：“时间不能治愈所有的伤痛，我不敢相信那些杀人者随着时间流逝真的相信自己可以不受制裁，当我看到陈年旧案最终被破获时，我总是很欣慰，我相信有一天我妹妹的案子也会这样。”
时间、耐心、良心，是为失踪人员家庭提供希望的源泉。苏格兰警方没有放弃寻找蕾妮和安德鲁，他们的家人也没有。一定有人知道蕾妮和安德鲁都发生了什么，被埋在哪里。也许这些年他们只是对自己所知道的事情或者听到过的事情保持沉默，不愿意站出来指证凶手。但随着时间流逝，对凶手的忠诚也会改变，随着亲人朋友一个个离世，如果这个人或者这些人还有一点良心，即便是在临死前才良心发现，他们也必会做一件正确的事情，结束受害家庭的悲痛。
我想提到的第二宗案件是11岁的莫伊拉失踪案。1957年一个寒冷的冬天，小姑娘莫伊拉从她奶奶的家里跑出去买黄油和给她母亲的生日贺卡，之后再也没有回来。2014年，苏格兰检察总长弗兰克·马尔霍兰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他判定有恋童癖的亚历山大·盖特萧尔为杀害莫伊拉的凶手，盖特萧尔于2006年去世，此时距莫伊拉失踪已经整整49年了。公交司机盖特萧尔是已知的最后一个见到莫伊拉的人，因此被指控为凶手，但这与找到实际的证据证明他是凶手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从法律上来说，嫌疑人在法庭上被判定有罪之前都是无辜的，因为盖特萧尔已经去世了，没有办法出庭，审判也就不可能实现了。
我还记得在2002年，我和一位已经退休的侦查凶杀案的警官坐在一起看电视新闻，这个新闻节目是调查在剑桥郡索汉姆失踪的两个小女孩，一个叫霍利·威尔斯，另一个叫杰西卡·查普曼。她们学校的看门人员伊恩·亨特利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他在两个女孩经过他的门卫室时还跟她们说过话。这位退休的警官对我说：“一定要密切关注最后一个声称见过失踪人员的人，我觉得这个亨特利就很可疑。”我们现在都知道了，亨特利就是杀害霍利和杰西卡的人。我真的非常敬佩这位警官的先见之明。警察的直觉，再加上多年的经验，真的是无价之宝。现在很多的警方调查都是依靠现代科技，但是那些好的旧时的侦查技巧也应该继续保留沿用。
莫伊拉案件背后的关键推动人是一位出色的活动家桑德拉·布朗。桑德拉比莫伊拉小几岁，也是在克特布里治长大。她非常顽固，一定要搞清楚莫伊拉失踪当天发生的事情。不但如此，她还不遗余力地为儿童保护事务奔走游说。2001年，她设立了莫伊拉·安德森基金会，旨在帮助遭受性虐待、暴力、欺凌的儿童的家庭。1998年，她写了一本名叫《这里有恶》（Where There is Evil）的书，披露了莫伊拉失踪的相关信息及前40年的调查细节。桑德拉的行为让人非常敬佩，她有坚定的信心，哪怕经历艰难险阻也要看到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这就是典型的拉纳克郡人率真的性格，他们热心并富有同情心。性侵儿童的严重后果不仅仅波及家人朋友，也影响到周边看似不相关的人。
桑德拉相信当时在克特布里治活跃着一个隐秘的恋童癖群体，还认为亚历山大·盖特萧尔不但绑架了莫伊拉，而且杀害了她。桑德拉为了保护儿童免于性侵尽心尽力，所以谁也不会想到桑德拉的父亲就是亚历山大·盖特萧尔，这确实让人惊讶不已。
2004年我第一次见到桑德拉，那个时候盖特萧尔还活着，桑德拉费尽心力不放过任何线索。她甚至找了个灵媒一起寻找莫伊拉的遗骨。（是的，装神弄鬼的人无处不在，对吧？）她也联系了我，他们找到一些骨头，问我能不能检测一下。
他们在芒克兰兹水渠附近寻找莫伊拉的遗骨时发现了这些骨头。灵媒显然是无法承受这些枯骨释放出来的哀怨忧伤，所以他认为这些骨头传递的是一个孩子的痛苦，并相信这个孩子就是莫伊拉。
我对灵媒这种事情的态度向来都很明确，这绝对是无稽之谈。但我觉得我能理解这种做法，为什么有人会聘请那些自称是灵媒的人，当他们尝试过各种方法都失败之后，真的会死马当成活马医。有的“灵媒”很认真却把情况搞错了，有的只是江湖骗子，我很担心他们可能会给这些脆弱的受害者家庭造成更多的伤害。既然骨头已经找到了，我也愿意做检查，但我跟桑德拉说得非常清楚，如果这些骨头被证实是人类骨骼，那就不再是我跟她之间的事情，因为警方就会介入了。她同意我的看法并且非常理解。现在我跟桑德拉也是很好的朋友，她看到这些可能会觉得很好笑，但我觉得她真的是一个很疯狂的人。
骨头送来的方式也是神神秘秘的。这个灵媒显然曾经在邓迪大学工作过，这确实很凑巧，但我被告知，他不想被人知道自己的身份，所以会将这些骨头放在我的办公室门外。我一直在等着这些骨头被送来，终于有一天，它们被送来了。这些在他们看来带有那么强烈的能量和痛苦的遗物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只是随随便便地被装在一个超市的手提袋里，挂在我办公室的门把手上。袋子上有一张字条写着：芒克兰兹。在打开之前，我做了记录，拍了照片，戴上口罩和手套。如果这些确实是人类的骨骼，这样可以避免DNA交叉污染。我承认我在打开手提袋的时候很紧张。但没过几秒我就大声喊出来：“天啦，这简直是在开国际玩笑。”因为我眼前的这些骨头分明就是屠宰场里那些奶牛的肋骨和肩胛骨。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桑德拉，她像一个士兵一样勇敢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对她来说，这只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她还是会继续完成她的使命。在之后的几年中，我和桑德拉偶尔也会联系，这期间莫伊拉·安德森基金会和莫伊拉的家人一直没有放弃向司法部门提起诉求。大概在2007年，她告诉我莫伊拉的遗骸有可能被埋在芒克兰兹墓地。她向苏格兰检察总长，也就是弗兰克·马尔霍兰的前任提出调查坟墓的请求，她感觉获得批准的可能性很大。
跟官方的交涉从2008年一直持续到2009年，这期间桑德拉安排采集和分析了莫伊拉姐姐的DNA样本，并请我保存这些报告以备不时之需。直到现在，我也保留着这些报告。桑德拉给了我一份莫伊拉失踪当天所穿衣物的清单，如果我们找到她大衣的扣子、鞋带或者她的童子军勋章，我们就能有所警觉。桑德拉完全进入了战斗模式，她申请使用GPR（探地雷达）来扫描墓穴，这个请求获得了批准，之后也确实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结果。但话又说回来，这本来就是一片墓地，本来就会有被挖的洞和被埋葬的遗骨。
2011年，我跟桑德拉长谈了一次，她向我解释了她想让我们挖开墓穴发掘遗骨的原因。她相信莫伊拉的遗骸有可能就在一名叫作辛克莱·厄普顿的人的棺材下面，辛克莱·厄普顿在1957年3月19日被埋葬在这里。
桑德拉的推理是这样的：莫伊拉是在2月23日左右死于那个疑似恋童癖群体里的某人之手。她失踪的那一天，她的尸体可能被隐藏在盖特萧尔的公交车上的某个隔间里，直到凶手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抛尸地点。如果盖特萧尔确实是凶手的话，那么处理尸体成了他的当务之急，因为他很快就被要求出现在克特布里治的法庭上，当时他被起诉性侵12岁女童，很有可能坐牢。事实上，4月18日他被判处在索格汤监狱服刑18个月。就是在服刑期间，他跟另外一名囚犯说过，他最近认识的一个叫“星奇”的人帮了他一个大忙，而帮忙的人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究竟做了什么。
辛克莱·厄普顿，在盖特萧尔入狱前的一个月刚过完80岁的生日，而且他还是盖特萧尔的一位远亲。所以盖特萧尔很有可能知道他的逝世和在芒克兰兹即将举行的葬礼。这位无辜的男人是不是及时为盖特萧尔提供了一个绝佳抛尸地点？坟墓已经挖好，对凶手来说再好不过了。谁会去墓地找一个失踪的人？盖特萧尔可能知道墓穴下面那一层已经挖好，并且为了周二的葬礼，整个周末，墓穴都会敞开。莫伊拉会不会就在墓穴里，在厄普顿的棺材放下去之前，她的身上被覆盖了一层薄土，也许就这样，她永远消失了。
我不得不说，桑德拉的调查和逻辑确实很有说服力。我制订了一个计划递交给刑事部，详细说明了挖掘坟墓需要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就静待消息。当时弗兰克·马尔霍兰还是皇室法律顾问，现在马尔霍兰大法官已经被任命为苏格兰检察总长，这位心胸开阔的男人从来不害怕做出有争议的决定。弗兰克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人，在莫伊拉失踪两年后他出生在克特布里治，所以他和这个小镇有很深的联系，也能理解居民寻求答案的心情。2012年，他下令悬案督查将莫伊拉的案件作为谋杀案重新调查，我们获得允许跟当时斯特拉恩克莱特警察局的侦缉总督察派特·坎贝尔直接交涉，开始商量挖掘事宜。到那个时候为止，我们跟桑德拉一起调查这个案件已经8年。
协议是这样的，在地方议会和所有相关家庭的允许下，我们可以展开挖掘工作，但同时一定要特别注意可能出现的青少年遗骸，如果出现那样的情况就需要专业的法医认定，虽然从记录的资料上看，这里没有埋葬未成年人。在挖掘工作的性质没有改变之前，斯特拉恩克莱特警察局会一直支持我们的工作，但如果挖掘工作的性质改变了，那么这个案子就会被移交刑事部。我们会立即停止为这些家庭工作，变成为刑事部工作。
我们建议挖掘工作在夏天开始，因为夏天白昼会更长，雨水更少，气候更温暖，而且芒克兰兹墓地的土壤湿润黏稠，夏天土壤会干燥一些，更容易挖掘。结果，所有的文件手续完成后已经是12月了，我们还能要求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只好在1月的第二周开始工作。我和我的同事鲁西娜·哈克曼打趣说，应该建议警察们以后也在冬天去挖东西，这样换位体验一下，也许他们就能同意我们的建议了。当然，这样的抱怨并没有任何作用。
我们证实在这个三重家庭墓穴里应该有7口棺材。3口棺材在左边，是比较近的年份，分别是1978年、1985年、1995年埋葬在这里的；中间一口棺材可以追溯到1923年；右边也有3口棺材。根据资料显示，厄普顿先生的棺材应该是右边三口中间的那一口，而另外两口棺材里分别是他1951年去世的妻子和1976年去世的亲属。首先我们没有理由去打扰其他逝者，除非有必要，比如我们发现厄普顿先生的棺材并不在我们预计的地方，我们才被允许挖掘其他的棺材。
有些棺材并不一定还在它原来的地方。时不时地，可能有很多种原因导致逝者被埋错地方。有的时候，当你打开一个墓穴时，你发现空间太小根本放不下棺材；有时候完全错放了。档案记录也不一定准确。实际上，1976年我的祖母去世后，我们打开墓穴想让她和我的祖父一起合葬，结果发现在这个墓穴里躺着的是一个孩子。据我们所知，我们的家族里并没有孩子过世后被葬在这里。我们查询了墓地的档案，并没有发现这个孩子的记录，但这样的事情却真的发生了。这个孩子被转移安葬到另外的墓地。我心里觉得很不舒服，我的祖母得重新选择一块墓地，还得把上面一层留下来，作为我父亲百年以后的去处。
我们在芒克兰兹墓地的团队称得上是梦之队。鲁西娜·哈克曼博士跟我一起在邓迪大学共事16年，我跟克恩格·坎宁安博士也是十几年的同事，还有简·比克，在他还是博士生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我们之间建立起了高度的信任和尊重，因为经常在一起工作，我们对这些任务都已经习以为常，即使不说一句话，我们也能明白对方需要什么。
在开始之前，我们要先把墓碑固定好，但事实上，我们最终把墓碑暂时移到一边，以防墓碑倾倒砸到墓穴里，要了我们这四条人命。要到达厄普顿先生的棺木，我们必须要先挖到1976年安葬在这里的麦克尼里夫人的棺材。黏土质地的土壤非常坚硬，虽然有机器挖开上面一层土壤，让我们可以看到棺材的盖子，但剩下的工作就要手工挖掘，害怕万一出现需要法医鉴定的情况。
我们获准对第一口棺材的主人做一些相关的人类学检测，确定她是否符合资料显示的麦克尼里夫人的年龄。麦克尼里夫人享年76岁，这口棺材是典型的1976年的款式，一层薄薄的复合板再加上一层刨花板的壳，根据土壤被水浸渍的程度来看，我们猜测棺材可能没有被很好地维护，最后也确定了这猜测。麦克尼里夫人被小心装入一个结实的装尸袋里，并且被妥善安置好，直到我们重新把她安放到棺材里下葬。我们很高兴麦克尼里夫人的遗骸跟她的身份相符。
因为白天不足6小时，我们需要发电机和电灯辅助才能完成10小时一班的交接。我们非常想要个取暖设备，但一直也没有配备。苏格兰西部寒冷的冬天，冰冷彻骨，还非常潮湿。当我们在被水浸泡的黏土里工作时，身体都会下沉。如果我们想把自己的脚拽出来，我们的威灵顿长筒靴就留在泥潭里了，所以双脚不得不一直粘着泥，又湿又冷。如果有谁觉得法医人类学很酷的话，他应该到1月的芒克兰兹墓地来待一天，刺骨的寒冷，及膝的黏土，随时有可能坍塌下来的挖掘墙，我们有可能是在“自掘坟墓”。
当我们搬开麦克尼里夫人棺材的底座时，希望接下来发现的是厄普顿先生的棺材盖。我们确实挖到了另外一口棺材，有金属的光泽，还有铁锹跟木头撞击的声音，这些都表明我们挖对了。这是一口实木棺材，符合厄普顿先生下葬时的习惯，而且保存完好。我们之前看到的金属光泽其实就是名牌的一部分。我们小心地把名牌清理出来，让它慢慢干燥，然后再清理干净，名牌上有他的名字、死亡年月和年龄。厄普顿先生的棺材位置是正确的，所有的信息也相符。我们不知道的是，莫伊拉的遗骨是在棺材里，还是棺材下面，或者是在侧边，甚至也有可能在更下面的棺材里，下面的棺材属于厄普顿先生的妻子，她比厄普顿先生早6年安葬在这里。这些猜测都有可能，所以每一种可能都要调查。
我们打开了棺材的盖子，发现厄普顿先生的遗骨保存得非常完好。我们一丝不苟地把他的遗骨一块一块整理出来，确定没有儿童的骨骼（确实没有）。然后我们也把厄普顿先生放到装尸袋里等着再次安葬。厄普顿先生的棺材的侧面有点散架，露出底座来，这里本来是莫伊拉最有可能被隐藏的地方，如果桑德拉的推理正确，她认为莫伊拉的尸骨就是在厄普顿先生的棺材底座下，他妻子的棺材盖上面的地方。当我们搬走底座，我们发现，这两口棺材之间的距离甚至连一张卷烟纸也放不下。不管莫伊拉在哪里，肯定不是在厄普顿先生和厄普顿夫人的棺材的间隙里。
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是莫伊拉被“塞到”了这个墓穴的某个角落里，所以我们后来又向外进行了挖掘，而且我们也检查了棺材的前面部分和后面部分，还是什么都没有找到。我们最后的任务是检查厄普顿夫人的棺材。在厄普顿先生举行葬礼前，这个墓穴就被打开了，所以凶手有可能打开了厄普顿夫人的棺材，把莫伊拉的尸体放在了里面。跟厄普顿先生的棺材一样，她的棺材也保存完好。当我们打开棺材的盖子，只看到一具老妇人的遗骨。我们也把棺材的边边角角都检查了一遍，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现。不管莫伊拉在哪里，肯定不在芒克兰兹墓地。
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桑德拉非常困难，因为她是那么希望可以给莫伊拉的家人一个答案，那么想给整个克特布里治社区一个答案，她是那么肯定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才会千辛万苦地游说各个部门，让这次挖掘得以实现。难过的还有厄普顿先生的家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卷入这个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的案件中。他们的卷入正说明了，这样的失踪案件的余波会影响到很多人。他们也希望可以找到莫伊拉的尸骨，这样至少可以让挖掘工作有意义，抵消带给家属的负面情绪。事实是，他们跟整个小镇的其他人一样，都非常失望。他们重新安葬了亲人，并在墓地举办了一个纪念仪式。
这个在1957年凭空消失的小女孩还是没有被找到，她的案件进展一直被公开。因为莫伊拉已经失踪了60余年，那些知道关键信息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我们也不可能再对凶手提起诉讼，但是我们争分夺秒想要找到莫伊拉的原因是为了让她的老姐姐们放下心中这块大石头。
就在不久前，悬案小组收到举报说，有人往芒克兰兹水渠里扔了一个麻袋，所以他们放水搜查了这条水渠。雷达显示在水渠底部有异常现象，所以他们派出潜水员去勘查。我们的小组也到了现场，结果发现那是一袋巨型犬的骨头，也许是一只德国牧羊犬。其他的地点也在检查之列，也许有一天好运会来临，不管是通过情报，还是意外事件。
蕾妮和安德鲁·麦克雷的失踪是在莫伊拉失踪20年后发生的，还有希望等到某一个人突然良心发现，结束这个家庭的悲痛。在失踪人口案件中，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是让亲人朋友最悲伤的事情。如果我们做的工作可以给他们带去一丝安慰，那就是值得的。如果那些悬案的凶手还活着，他们一定会受到制裁。对于杀人罪，我们零容忍。
第八章
鉴定身份你是谁
真正的身份窃取不是为了金钱，不是发生在网络世界里，是精神上的行为。
——斯蒂芬·柯维
教育家（1932—2012）
没有尸体，要查明失踪人员的遭遇非常困难。这跟找到尸体，却没有任何线索可以确定身份一样让人头疼。
不幸的是，我们在现实中遇到的情况，跟理论上一具待确认的尸体应该对应一个上报的失踪人口是不一样的，这个理论太理想化，好像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二者联系起来，现实绝不可能这样简单。这个上报的失踪人口可能是在国外，离发现尸体的地方十万八千里；或者上报的时间是在很久之前，档案被封存遗忘；也可能根本就没有上报，因为没有人注意到有人员失踪，没有人足够关心要去通知警方。有的人说这是社会冷漠的表现，但事实上，有些人就是不愿意与人交往，成为社区的一分子。只要他们没有违法乱纪，他们的隐私和匿名的心愿都应该被尊重。那些愿意独居而不跟外界接触的人，最后独自死去，姓名不详。对于这样的人，要确定他的身份就很困难。不幸的是，在有的案件中，死者最后也无法确定身份。
死亡和被发现死亡之间的时间差会让鉴定工作变得更复杂。有一次我们被叫到伦敦的一个公租房里，这里住着一位中国男子。因为他已经18个月没有交房租，所以地方政府决定破门强制收回出租房。他们非常吃惊地发现，这名男子躺在自己的床上，紧紧地裹着羽绒被，像一个蚕茧一样。他已经死亡超过一年，基本上就剩下一堆枯骨了。床单和床垫把腐烂产生的液体都吸走了，所以软组织保持干燥的状态，他变成了木乃伊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