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可以跳起来，我想自己早就已经跑出这间解剖室了。
“你想做心脏摘除手术吗，彼得？”女医生问。
那个被叫作彼得的年轻人小心翼翼地回答：“您允许我做吗？”
“当然！”这个女医生的声音是那么愉快，就好像她正在为一个人颁发荣誉证书似的。
我知道这个女医生和彼得想要将我的身体解剖，用那些长而锋利的剪刀切入我的腹部，“咔嚓”一声，让刀锋穿过腹腔中的一排神经，然后剪开像牛肉干一样的肌纤维，往上割开肌腱，再穿过胸骨。当骨头断裂的时候，肋骨会突然爆裂开，而剪刀就像超市里切肉的屠夫刀一样，嘎吱嘎吱地切开我的骨头，撕开肌肉，将我的肺部掏空。
征服者霍华德先生要变成一顿没有人敢吃的感恩节大餐了，这怎能不让我感到眩晕！
女医生还在教导年轻的彼得，她说：“任何事情都需要亲自实践，才能够真正明白。”但是我不希望他们拿我作为实践的工具，我知道他们很快就要开始了，所以我必须发出一些声音，或者是做出一些动作，以证明自己并不是一个适合的实验品，否则剪刀就真的要扎进我的身体了。血液喷涌而出的时候，他们也许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那时候一切都晚了。
我将自己全部的力气都集结到胸膛，想要通过胸膛的起伏来证明自己活着，并且我还发出了一些声音！
真的，我真的发出了声音！
在我紧闭的嘴巴里，我听到自己的鼻腔发出了低低的“哼”声。我竭尽全力，想要让这个声音更加响亮，让它像子弹一样从鼻腔里射出来：“嗯…”
就算没有任何证据，但这个微小的声音都足以证明我没有死，说明我并不是一个游荡在陶俑里的灵魂。我全神贯注地做这一切，感觉到空气从鼻子进入，到了喉咙，替换着肺部的气体。我呼出一口气，比我做这辈子任何一项工作都卖力。
我忽然想起很久以前看过的一个电影，那是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作品，讲的是一个叫作约瑟夫·考特的人在车祸中受伤了，但是别人都以为他死了。在即将被埋葬的时候，约瑟夫·考特忽然流下了一滴眼泪，大家才发现他还活着。
而现在，我要做的就是让他们听到我的声音，就像看到约瑟夫·考特的眼泪一样。
“想来点儿音乐吗？我这里有马丁·斯图尔特和托尼·波涅特的歌。”女医生热情洋溢地问。
“是吗？你居然有这些唱片？”彼得似乎不太相信地用调侃的口吻说。
女医生笑着说：“我可不像你所认为的那么古板。不然就来一张滚石的唱片吧，除非你要我出去买一张迈克尔·波顿的唱片，纪念你第一次对尸体做心脏手术。”
彼得笑了，他说：“不，千万不要去。”
“听我的！不要再瞎扯了！”我的脑海之中一个巨大的声音在怒吼着，呆滞的眼神盯着冷冰冰的天花板，想要让这些人都听我说。
空气摩擦着我的喉咙，我知道不管自己怎么做，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一切都会消失。我聚集自己所有的能量，但是当声音从我的鼻子里冲出来的时候，房间却瞬间被吵闹的音乐填满了。我的鼻腔所发出的声音如此微不足道，就像是嘈杂车间里的低声细语，没有人可以听到。
我绝望地“哼”了一声，这一次的声音连我自己都没听到。
“我来替你脱衣服。”女医生走过来，她听不到我脑海之中的尖叫，却迅速地用手术刀将我的马球衫一分为二。下一个被分开的将是我的肋骨，年轻的彼得马上就要对一个还活着的人实施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心脏手术，但是他对于这一切却一无所知。
我的头低垂着，上身的衣服很快就被脱得精光，暴露在空气里确实让我感觉有点冷，这也足以说明我是活着的。我希望女医生可以看到我胸膛的起伏，不管我的呼吸多么微弱，求求上帝让她看到！
快看着我的胸膛！快！
可是，她却看着对面，提高了嗓门在嘈杂的音乐声里问彼得：“你猜他是一个拳击手还是一个骑师？”
“拳击手！”彼得回答道，“当然是拳击手，你看他穿着拳击短裤。”
女医生解开我的短裤拉链，对彼得的话并不赞同：“你输了，小彼得，他是一个骑师。”
两个人将脸凑到一起，透过眼罩观察着我的身体，然后又合力将我的身体抬起来，脱掉了我的内裤和袜子。
“你想给他量一下体温，做一下全面检查吗？”女医生问。
“但是，这么做并不是非常合法，不是吗？”彼得的声音充满了迟疑，“那台录音机会记录我们在解剖室里的一举一动，凯蒂，我的意思是…”
这个叫作凯蒂的女医生向四周看了看，她深蓝色的眼睛似乎正在朝彼得发送什么暧昧的信息：“这里除了你和我，没有别的人。只要录音机一打开，我就会监督你的每一个步骤，至少别人会这么认为。但如果你觉得不舒服，我可以摒弃那些繁杂的规章。如果你需要的话，我甚至可以把录音带倒回去。”
彼得有些惊讶地问：“你可以这么做吗？”
女医生笑了笑，说：“在4号解剖室，还有很多秘密呢。”
“我相信你们有。”彼得也笑了。
我想要冲着他们的脸大喊一声，让他们停止这样的笑容，但是无法移动哪怕一丝一毫。这种感觉太让人不舒服了！
解剖程序开始了，女医生开心地说：“让我们来翻烙饼。”我被迅速地翻过去，左臂撞到桌子的一边，一阵剧烈的疼痛顺着胳膊一直传了过来。
但是我能够忍受所有的疼痛，这证明我还活着。我希望自己可以被撞伤流血，让血液滴下来，做一些真正的尸体无法做到的事情。但是彼得却将我的膀子轻轻放了回去。
我的脸朝下，鼻子撞在桌子上，因为受到挤压，一侧的鼻孔无法张开。如果这样下去，我会窒息而死的！我该怎么办？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却让我的注意力立刻离开了鼻子，一个巨大的物体——好像是一个玻璃棍，被粗野地塞进我的直肠。我又一次想要大声叫出来，但只是微弱地“哼”了两声。
“温度计已经插上了，我再把计时器打开。”彼得说。
“干得不错。”女医生为彼得让出位置，让他可以对这具尸体做实验。
彼得将音乐调小，打开录音机说：“实验标本是一个白种人，44岁，他叫霍华德·拉道夫·考特耐尔，住在德里市劳拉克莱斯特巷1566号。这些信息都来自救护车的表格，是从他的驾照上抄下来的。宣布他死亡的人是弗兰克·詹宁斯医生，死亡原因也许是心脏病，因为他的脊柱看上去完好无损，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现象。”
现在，我希望自己的鼻子可以快点儿流血。求求你了，快流血吧！我对它说。我希望血不光流出来，更要喷涌出来，让这个医生看看究竟有没有值得他们注意的现象。
“脖子上没有伤痕，也没有发热的迹象，背部和臀部也没有伤。右大腿有一块老伤疤，似乎是手榴弹留下的。”彼得还在继续录音，“很难看。”
最后，他终于拔出了温度计。
“35摄氏度，哎呀，这家伙几乎可以活过来了。”
“想一想他是在什么地方被发现的。”女医生的声音从另一个方向传过来，打开录音机之后她的声音又变得严肃起来，就好像在上课一样，“我们在夏天午后的高尔夫球场发现了他，所以就算温度计的度数是37摄氏度，你都不用觉得奇怪。”
“一点不错！”彼得似乎受到责备一样，他不再说话，用心检查着我的身体。我想让他注意到我的左腿，那里才是我要传达信息的地方。笨蛋，你看到了吗？
我敢肯定彼得一定看到我左腿的伤痕，那里感到一阵颤动，就好像是被蜜蜂叮了一下似的，又好像一个粗心的护士在注射的时候没有将药液推进静脉，却打进了肌肉里。
“他的左大腿上有一个蚊子叮咬过的痕迹，看上去已经感染了。”彼得一边说一边摸了摸，虽然他的动作轻柔，可是我却感到一阵剧烈的刺痛。如果可以发出更加响亮的声音，我一定会大喊起来。
女医生走过来说：“我想在解剖之前看一下这些被咬过的地方，虽然这样做不是很必要，但是你需要我帮你看看吗？因为你现在的样子看上去有点儿紧张。”
“哦，不。”那个笨蛋居然拒绝了女医生，“他的身上有很多蚊子叮咬过的包，看上去有…12个呢！也许他经历过一番丛林历险吧！”
彼得又轻轻地搬动我的身体，然后走出我的视线，我感到桌子开始倾斜。我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当他切开我的身体，体液就会顺着桌子向下流到收集盆里。彼得看着我的脸，我努力想要闭眼睛，但是徒劳无功。
我想起自己不过是在周六下午去打高尔夫，结果却变成了昏迷不醒的“白雪公主”。我和她唯一的不同就是我的胸口长满了毛而已，现在我只能等待宰杀家畜的大剪刀刺进我的上腹，让自己体会一下那是什么感觉。
彼得的动作开始越来越轻松，他检查写字板，查阅信息，然后对着录音机记录了一些话。他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一生之中最羞耻的误诊，他一无所知。
他说：“现在是1994年8月20日，今天是星期六，下午5点49分，我要开始解剖了。”
我的嘴唇被揪起来，彼得就像是买马一样看着我的牙齿，然后检查我的下颚。他俯下身，触摸我的胸口，检查是否有瘀斑和肿块，然后又检查了我的腹部。
我突然打了一个饱嗝。
彼得瞪大了眼睛，微张着嘴巴，似乎不太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我又一次拼命发出“呜呜”的声音，想要在嘈杂的音乐声中让他注意到此刻在他面前的是一个…
“死了以后还打嗝，这可是最糟糕的事儿了。”女医生“咯咯”笑着安慰惊恐的彼得，她的声音就好像是在吟诵一首诗歌一样轻松，这个过分乐观的家伙，如果她知道这个被提供做心脏手术的人还活着，那就太棒了。
彼得的脸色开始变得轻松起来，他说：“我已经做好准备了，我们可以开始做了，医生。”
虽然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试探，但是我知道自己的命运即将被改变了，这个年轻而又鲁莽的医生即将用一把大剪刀彻底结束我的生命。
我拼命想要将自己的舌头伸出来，哪怕是对医生做一个简单的鬼脸，但是除了嘴里隐隐作痛之外，我像被注射了大量的麻醉药一样动弹不得。
可是，我忽然感到一阵抽搐。抽搐？是的，没错，我确实抽搐了。
当我想要再次感受因为刺痛而带来的抽搐时，却又一次失望了。
彼得举起大剪刀，我大吼着：“不要！”但是声音却只在我的颅骨里回旋着，一点儿都发不出来。求求你们，不要这样，千万不要！
“哦，不，稍等一下。”女医生忽然说。
大剪刀带给下腹的压迫感稍微减轻了一些，彼得似乎有些恼怒地看着女医生，似乎她还不够信任他。
女医生走过来俯下身检查我的腹股沟，那里有一个伤疤，就在右大腿的最顶端。她的手慢慢抚摸着，似乎想要找到什么线索：“你还漏掉了这里，彼得。”
上帝拄着拐杖来了，门突然被撞开。
彼得惊恐地大叫了一声，女医生倒是显得非常冷静，她站起来用询问的眼神看着门口的人。
“不要切开他！”有人尖叫着，他的声音太大了，充满了恐惧，简直让我没有听出来那就是拉斯蒂的声音，“不要切开他，他的高尔夫球袋里有一条蛇，就是它把这个人给咬了！”
他们转过身来，眼睛大睁着，下巴似乎都要掉下来。女医生的手抓着我的身体，而小彼得只知道用一只手不停地挠着自己那件洗得干干净净的制服口袋，大家都显得手足无措。
“什么？你说什么？”过了好半天，彼得才开口问。
拉斯蒂口齿不清地嘟哝着：“快放平他，他没有死，只是说不出话来。他的袋子里有一条棕色的小蛇，我这辈子从未见过这种蛇，它应该出没于茂密的植物丛中，但是它现在就在他的高尔夫球袋里。这并不重要，我想这个人一定是被蛇咬了…天哪，医生，你们要怎么做？要弄醒他吗？”
女医生忽然尖叫起来，她迷迷糊糊地朝四周看了看，才逐渐反应过来拉斯蒂在说什么。她尖叫着将大剪刀从彼得的手中拿走，这个时候，我忽然又想起希区柯克的那部老电影。
离开4号解剖室已经有一年了，我的身体完全康复。虽然那次昏迷很难被治愈，而且让人很惊恐，但是一个月之后我就可以灵活地动弹了。现在，我还不能弹钢琴，当然我一直也不会弹钢琴，这只是说笑而已。
在那段不幸的经历之后的头三个月里，我感觉自己和精神失常只有一步之遥。除非你感受过用来作尸检的大剪刀马上插入你的肚皮，否则你不会明白我的意思。
在医院复诊的时候，我听到一位住在杜旁街的妇女向德里警方抱怨，她说自己隔壁的房子一直发出一股腐烂的臭味，后来警方去检查，发现那是一所空房子。
房子的主人叫作沃尔特·凯拉，是一个单身的银行职员，在他的地下室里发现了60多条各种各样的蛇，一大半已经死了，但剩下的却依然非常有活力，并且充满危险性，其中还有几条很罕见。
这个好像动物园一样的地下室里，每个笼子中都住着一条蛇，只有一个是空的。虽然从我的高尔夫球袋里钻出来的那条蛇后来一直没有找到，但我血液之中的毒素却被记录在案。我翻阅了很多和蛇有关的书籍，在经过一年的查找之后，发现一种秘鲁非洲树蛇，它可以造成人全身麻痹，而这种令人作呕的毒蛇却被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灭绝了。
8月22日，蛇的主人凯拉没有去德里社区银行上班，那也是我被蛇咬的第三天。那一天的报纸有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昏迷者从恐怖的解剖室死里逃生》，文章的作者还用我的话说：我曾经被吓瘫了。
最后还要说上一句，我和凯蒂——就是那位差点儿将我解剖的女医生——约会已经四个月了。
惊魂过山车
〔美国〕史蒂芬·金
我从来没有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惭愧。在我的母亲去世多年之后，我依旧一直无法安睡，每天在漆黑的夜中不断回忆着这些往事。
那时我还是缅因大学三年级的学生，虽然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但我的母亲珍妮·帕克却坚持让我去读大学，她用在餐馆里打工的收入支撑着我们两人的生活。
有一天，我正在宿舍里看书，忽然接到邻居麦克蒂夫人的电话：“你是阿兰·帕克吗？你母亲的病又发作了。”
“她怎么了？要紧吗？”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一些，却无法抑制狂跳的心，空旷的宿舍忽然变得燥热起来。
麦克蒂夫人说：“她不要紧，只是晕倒了。她让我告诉你不要担心，你就安心读书吧，等到周末回来看她就可以了。”
我怎么可能等到周末呢？我必须现在就出发去医院，在这个破烂而又充满了啤酒味的宿舍里想着自己的母亲在南方160千米以外的病床上，我肯定无法安睡。
没有丝毫犹豫，我已经决定当天晚上就要回家去看望我的母亲。但是我的车传动装置坏了，我只能将它开出停车场，绝对开不回鲁伊斯顿镇的医院。看来我只有搭便车去医院了，要是可以的话，我还可以搭便车从医院回家。如果实在搭不到车，我就在医院的长椅上凑合一晚。
想好之后，我迅速给舍友留下一张字条，让他代我向老师说明事由请个假。做完这一切，我随便塞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在背包里，就一头冲进了无边的夜色之中。
缅因大学位于奥罗诺，而鲁伊斯顿镇在192千米之外的安德罗瑟金郡，最快的路是走收费高速公路，但如果搭便车的话我就不能这么走了。在68号公路附近，我终于拦住了一个保险经纪人的车，他虽然表情郁闷，但还是答应将我送到纽波特。之后，我又遇到了一个老绅士，他说自己要去波多依汗，可以顺路捎我过去。
坐上老绅士的车之后，我一直很诚恳地表示感谢。但他似乎对此并不以为意，而是一个劲儿地抓着自己的裤裆说：“我的妻子总是提醒我不要让别人搭车，容易遇到坏人。但她已经死去四年了，而我却还活着。”他一边说，一边不断抓着自己的裤裆，好像那里有个什么东西在窜来窜去似的。
对于这种一边开车一边忙别的事儿的司机，我的心里开始有点不放心。而这位老绅士却开始打听我的事：“你去哪儿，孩子？”
我告诉他自己为什么要去鲁伊斯顿镇，老绅士同情地说：“哦，我真为你的母亲感到难过。如果不是因为已经答应我的哥哥要送他去护理医院的话，我可以把你一直送到鲁伊斯顿镇的缅因中部医疗中心。”
虽然他的话让我很感动，但他一直不停地抓着自己的裆部却也让我感到很尴尬。过了一会儿，他可能发现了我的表情，便带着一丝绝望而又好笑的表情说：“这该死的疝带。”
老绅士的车速并不快，稳定地保持在每小时70千米。经过数千米长的森林，以及几座在森林之中的小镇之后，我们到了一个小山头上。他忽然大叫起来：“快看，孩子，那月亮不正像一个美丽绝伦的女神吗？”
我转头看向窗外，一轮金黄色的圆月正悬挂在地平线上，似乎孕育着一股邪气，让人不安。我忽然想起躺在医院之中的妈妈，万一她因为病症发作而认不出我怎么办？万一她丧失了记忆怎么办？万一她今后的生活都要人照顾怎么办？毫无疑问，再也没有别人，只有我来承担这一切，我只好和自己的大学生活告别了。
“孩子，许个愿吧！对满月许愿愿望将会实现的，这是我父亲告诉我的。”老头儿一边猛拽自己的裆部，让他的疝带不至于太紧，一边用尖厉而兴奋的声音对我说。
于是我许了一个愿，我希望当我走进病房的时候母亲可以安然无恙，希望她可以精神饱满地喊出我的名字。
老绅士因为这满月而变得兴奋起来，他说：“我送你去医院吧，不用管我的哥哥了，让他见鬼去吧。”
这个老人诡异的举止已经足以让我感到惊恐了，想到在接下来的32千米路上我还要闻他车里的尿臊味，我就更加难受。虽然他愿意送我去，但我恐怕无法忍受他不断抓扯自己裆部以及充满了神经质的叫喊声。
于是，我说：“不，您还是送您哥哥去吧，我可以再搭别的车。”
当我推开车门的时候，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老人伸出干枯而扭曲的手，正是那只一直在抓挠自己裆部的手，一把将我的胳膊抓住。我感到他的手指深深地陷入了我的肉里，他依旧在说：“没关系，别在意，我送你去那儿！”
我一边挣扎着逃出车厢，一边谢绝了他的热情。看着老人的车远远离去，我才感到一阵轻松，顺着公路竖起拇指继续寻找可以搭乘的车。
虽然我一直都不怕黑，但在这样的夜晚一个人行走在公路上还是让人有点儿紧张。一辆又一辆车从我的身旁开过去，居然没有人停下来。其中有一辆车的主人对我发出嘲笑，然后绝尘而去。我孑然独行，鞋底摩擦着路上的沙石，耳中是远处的犬吠以及猫头鹰的叫声，晴朗的夜空之中月光倾泻而下，但高大的树木却将月亮遮住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我身边的车也越来越少，我开始后悔自己不搭乘老绅士的车。想到母亲正躺在病床上，我甚至觉得自己很愚蠢，只是因为车里的尿臊味和老人恐怖的声音，我就拒绝了更早看到母亲的机会。
登上一个陡坡之后，树林在公路的左边消失了。我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公墓，墓碑在月光之下发出光亮，一只旱獭正从公墓里跑过去。我忽然感到自己的双脚无法移动，就好像被粘住了似的。我离开学校已经五个钟头了，可是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双腿确实有点儿疲乏了。
我坐在公墓的地上休息，每当看到有车路过就赶到路边去竖起拇指，但每次都失望而返。我无奈地左右观望着，将背包放在脚边，让微风吹散我的头发。
路旁的几个墓碑显得非常老旧，可能已经有一些年头。百无聊赖之中，我弯下腰看了看一个新的墓碑，它的周围还摆放着一些没有凋谢的花，墓碑上的名字也非常清晰：乔治·斯托伯。在墓碑的下方，注明了这个人生于1977年1月19日，死于1998年10月12日。
原来，这是一个两天前才埋葬的人，难怪摆放的花朵还没有凋谢。
我继续弯下腰去看墓碑上的碑文，却不由得被吓了一跳——玩就玩了，做就做了。这句简单的碑文让一种不祥的感觉从我的心底冒出来，我似乎预感到母亲已经死了。这令我再一次想起自己出行的真正目的，便急忙想要离开这块墓地。可是当我转身的时候，胳膊肘碰到了一个墓碑，脚下一滑便后脑着地跌倒了。
我依稀记得自己倒下的时候看见了月亮，它白得发亮，就像是一块抛光的骨头。但是这一跤并没有让我惊慌，我的头脑反而更加清晰了。我骂了一句，拍打了一下自己沾满泥土的牛仔裤，又一次鼓起勇气看了一眼那块墓碑：乔治·斯托伯，良好的开始，短暂的结束。
狂跳的心脏开始逐渐平息，但我更加迷茫了。难道是我看错了吗？难道是月光迷蒙了我的双眼？刚才我看到的碑文并不是这一句。
但这并不重要，我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赶去医院。
一阵马达的轰鸣声由远及近，有车开过来了。我急忙从公墓的石墙翻过去，提着背包朝马路赶去。车从我的身边开过，刹车灯闪了一下，然后在路旁停靠下来。
这是一辆福特公司生产的野马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非常流行。我急忙跑过去拉开车门，车里顿时冲出一股怪味，而且似曾相识。
“谢谢，非常感谢！”在这样的时刻司机肯搭载我，确实值得我感谢一番。我注意到这个司机是一个壮实的家伙，他穿着褪色牛仔裤和T恤，头上反戴着有约翰迪尔公司标志的绿色鸭舌帽，T恤的圆领下面别着一枚徽章，但因为光线的缘故看不清上面的字。
“没有关系，进城的话正好顺路。”司机用非常平淡的口吻回答我。
关起车门的时候，我看到后视镜上挂着一个松香味的空气清洁剂，也许刚才的怪味就来自它。之前已经忍受了尿臊味，现在的人造松香味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很难受了。
“你去城里做什么？”司机一边开车一边问我，他也许是一个纺织厂的工人，也许常常抽烟、喝酒以及修汽车和摩托车。但我不希望他知道我母亲的事，所以随口扯了一句：“我哥哥要结婚了，我去做他的男傧相。”
“哦？是明晚吗？”司机侧过脸来微笑着问我，直到这时我才看清楚他长着一张英俊的脸，眼睛却透露着一丝怀疑的神色。
“是的。”我冷静地说。
从老绅士让我对着月亮许愿开始，我就有一种非常邪气的感觉。现在这个喜欢追问的司机又一次让我感到不安起来，那不是害怕，却很不对劲。
“哥哥结婚，是喜事。兄弟，你叫什么？”
这个问题让我更加不安起来，车里的气味似乎也开始成为某种不祥的预兆。我惊慌失措地随口说出了舍友的名字：“赫克托！”
我觉得自己的谎说得非常完美，当这个名字从我干涸的嘴角溜出来的时候，几乎没有半分迟疑，所以不会有任何人怀疑这并不是我的名字。但是那个司机却似乎感受到了我的紧张不安，将身体朝我这边侧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