咄陆可汗获得这些战利品后,全部据为己有,一毫也没有分赏给部下。将领们大为不满,其中有一个将领企图强行夺取,结果被咄陆可汗一刀砍了。这个杀鸡儆猴的举动顿时引起了部众的公愤,大伙忍无可忍,索性起兵造反。咄陆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被迫逃奔白水胡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随后,咄陆可汗的旧部阿史那屋利等人遣使入唐,请求废黜咄陆,改立可汗。

这对唐朝实在是一个意外的喜讯。唐太宗李世民随即下诏,册封莫贺咄的儿子为新可汗,称为乙毗射匮可汗。新可汗为了表达感激之情,连忙将以前被咄陆扣押的唐朝使节全部送回了长安。

唐朝在西突厥重新扶持了一个亲唐政权后,西域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安宁。

然而,这样的安宁终究是短暂而脆弱的。

因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夹在西突厥和唐帝国这两个强国之间的西域,说白了就是一块是非之地、一块四战之地。

除非西突厥彻底灭亡,否则它与唐朝在西域的较量就不会停止。

短短两年后,新的战争就爆发了。

这次战事发生在焉耆——就是当初因修路事件被高昌多次暴打的那个小国。

焉耆原本一直亲附唐朝,可西突厥为了拉拢它,就搞了一次和亲,让重臣阿史那屈利的弟弟娶了焉耆的公主。如此一来,焉耆国王龙突骑支自然感觉西突厥更为可亲、更可依赖,于是转而投向突厥人的怀抱,对唐朝的朝贡从此就有一搭没一搭,一回比一回少了。

安西都护郭孝恪马上就愤怒了。

对于这种见异思迁、朝秦暮楚、到处磕头认老大的家伙,最好的教训就是——扁他。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八月,郭孝恪征得朝廷的同意之后,率部讨伐焉耆,生擒其国王龙突骑支。但是阿史那屈利不久便在焉耆重新扶植了一个亲突厥的傀儡政权。

此后的几年里,唐朝接连对高丽和薛延陀用兵,暂时无暇顾及西域。到了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随着一个新契机的出现,李世民当即决定大举出兵,彻底解决西域问题。

这个契机源于西域的另一个国家——龟兹。

龟兹位于塔里木盆地的北部、焉耆的西面,有大小城池八十余座,算是西域诸国中实力较强的一个国家。就像其他的西域国家一样,龟兹一直在西突厥与唐帝国之间采取骑墙策略,一方面对唐朝“岁贡不绝”,一方面又“臣于西突厥”,打算两边讨好,两边都不得罪。可是在郭孝恪讨伐焉耆时,龟兹却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不但“遣兵援助”焉耆,而且“自是职贡颇阙”。(《旧唐书·龟兹传》)

龟兹之所以援助焉耆,很可能是出于唇亡齿寒的担忧;而它之所以从此对大唐的朝贡锐减,估计是对唐朝强硬的西域政策心存不满。

对于龟兹的心态,李世民洞若观火。

贞观二十一年,龟兹老国王病卒,其弟诃黎布失毕继位。新国王上台后,不但没有及时修复与唐朝的关系,而且又“渐失臣礼,侵渔邻国。”(《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龟兹这么做,无疑是在自取灭亡。

李世民绝不允许任何藩国蔑视天可汗的权威,无视大唐宗主国的地位。

他意识到征服龟兹、威慑西域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于这一年十二月任命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统帅,右骁卫大将军契毖何力为副统帅,会同安西都护郭孝恪所部,集结铁勒十三部、东突厥、吐蕃、吐谷浑等骑兵部队共计十余万人,联兵进讨龟兹。

此次远征是大唐自经营西域以来出动兵力最为庞大的一次,而且上至最高统帅,下至普通士兵,大多是来自四夷的胡人,这样的安排绝非偶然。它一方面显示了唐太宗李世民志在必得、彻底控制西域的决心,一方面也是对唐帝国主导下的天可汗制度的重申和强调——各国军队必须统一接受天可汗的征调,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组成联军,对破坏和平的成员国发动制裁性的战争。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十月,阿史那·社尔率大军兵分五路,以犁庭扫穴之势横穿焉耆国境,兵锋直指龟兹。焉耆国王薛婆阿那支丢弃王城,望风而逃,准备投奔龟兹。阿史那·社尔遣兵追击,将其捕获,二话不说就把他砍了,另立其堂弟先那准为新国王,并命其对唐朝修藩臣礼,按时朝贡,从而在焉耆重建了一个亲唐政权。

焉耆不战而败,龟兹举国震恐,各地守将纷纷弃城而逃,唐军如入无人之境,顺利拿下龟兹都城伊逻卢城(今新疆库车县),生擒国王布失毕。龟兹国相那利逃脱了唐军的追捕,从西突厥搬来救兵,大举反攻郭孝恪驻守的伊逻卢城。郭孝恪寡不敌众,与长子郭待诏一起壮烈殉国。

唐军随后重新夺回伊逻卢,擒获那利。此后,阿史那·社尔率领大军如同秋风扫落叶一样,接连攻克了龟兹的五座大城,同时招降了七十余座小城,彻底占领了龟兹全境。

唐朝成功征服龟兹之后,史称“西域震骇”,“西突厥、于阗、安国争馈驼马军粮”(《资治通鉴》卷一九九),以此表示对唐朝的臣服之意。

此役的胜利,标志着在与西突厥争夺西域的较量中,唐朝笑到了最后。

阿史那·社尔在龟兹立下一块石碑,把大唐远征军取得的赫赫武功永远镌刻在了碑石之上,然后班师凯旋。

【诺真水之战:经略北疆】

在唐朝经营西域的这段时期,唐太宗李世民也一直没有放弃对帝国北疆的经略。

尽管东突厥汗国早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便已被彻底平定,可是代之而兴的薛延陀汗国却趁“北方空虚”之机强势崛起,雄霸漠北,麾下足足有“胜兵二十万”,成了唐帝国北面的一大军事强国,同时,无疑也成为帝国北疆潜在的一大边患。

对此,李世民当然不会视若无睹。

他知道,如果不采取措施对其进行遏制,日后薛延陀必将成为唐帝国的一大劲敌。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九月,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命他的两个儿子分别统辖其国的南部和北部,李世民立刻意识到这是分化其势力的一个良机,随即遣使册封他的两个儿子为小可汗,并“各赐鼓纛”,“外示优崇,实分其势”。(《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然而,这毕竟只是一种间接的防范手段,要想确保帝国北部边塞的安宁,就必须在漠南地区——亦即唐帝国与薛延陀之间的东突厥故地——设置一道捍卫的屏藩。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七月,李世民颁下一道诏书,册封右武侯大将军阿史那思摩为东突厥的新可汗,“赐之鼓纛”,同时命“突厥及胡在诸州安置者,并令渡河,还其旧部,俾世作籓屏,长保边塞”。

东突厥突然复国,这对薛延陀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李世民知道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必定会有抵触情绪,于是也给他发了一道诏书,说:“中国贵尚礼义,不灭人国,前破突厥,止为颉利一人为百姓害,实不贪其土地、利其人畜,恒欲更立可汗…既许立之,不可失信。秋中将遣突厥渡河,复其故国。”为了稳住真珠可汗,李世民又强调说:“尔薛延陀受册在前,突厥受册在后,后者为小,前者为大。”

但是在诏书的末尾,李世民也对薛延陀进行了警告:“尔在碛北,突厥在碛南,各守土疆,镇抚部落。其逾分故相抄掠,我则发兵,各问其罪。”(《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真珠可汗虽然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可表面上也只能唯唯。

东突厥复国,不但薛延陀不乐意,就连被李世民册封为新可汗的阿史那思摩也是一百个不情愿。

对于这顶从天而降的可汗冠冕,阿史那思摩丝毫感觉不到喜悦和荣耀,有的只是恐惧和忧虑。因为时移世易,今非昔比,如今的薛延陀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任人吆喝的铁勒小部落,而东突厥就算重建,也不是那个“高视阴山、控弦百万”的大汗国了。

这北返漠南的一步,阿史那思摩始终没有勇气迈出去。他犹犹豫豫、拖拖拉拉,一直拖到了两年后的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正月,才带着一脸凄惶动身北上。临行前,他凄凄惨惨地给皇帝上了一道临别奏疏,说:“臣非分蒙恩,为部落之长,愿子子孙孙为国家一犬,守吠北门。若薛延陀侵逼,请从家属入长城。”(《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阿史那思摩打定了主意,反正自己就是一条看门狗,一旦薛延陀来攻,自己立即撒腿往南跑,管他三七二十一。

阿史那思摩北渡黄河后,建牙帐于定襄故城,麾下有户数三万、士兵四万、马匹九万。

看着这个迷你型的东突厥汗国,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又好气又好笑——奶奶的,就这点家当还复什么国啊,捏死你不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么!

这一年十月,真珠可汗听说唐太宗李世民要前往泰山封禅,大喜过望地对部下说:“唐朝天子去泰山封禅,必有大部队随从,边境必然空虚,我利用这个机会打阿史那思摩,简直就是摧枯拉朽!”随即命其子乙失大度为统帅,征调同罗、仆骨、回纥、靺鞨等部落军队,共计二十万人,以志在必得之势横穿大漠,直扑定襄。

阿史那思摩风闻敌人来了,赶紧带着他的部众一溜烟跑进了长城内,一直到朔州(今山西朔州市)才停下来喘气,随即派快马去长安告急。

阿史那思摩说他要为大唐“守吠北门”。如今看来,“守”是谈不上了,“吠”倒是吠得挺及时。

该来的终于来了。

其实李世民早就在等这么一天。

重建东突厥,让阿史那思摩迁居漠南的目的其实有两个:一是防范,二是试探。如果薛延陀有自知之明,与东突厥相安无事,那当然最好不过;但是,假如它始终不愿放弃扩张的野心,那就利用东突厥的复国来刺激他们,使其狼子野心尽早暴露,那么大唐就能顺理成章地铲除这颗日渐壮大的毒瘤。

所以,与其说李世民担心薛延陀来打,还不如说他担心薛延陀不来打。

道理很简单——乙失夷男要是够聪明的话,再忍个十年八年,到时候唐朝要铲除薛延陀必将付出更大的代价。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十一月,李世民迅速做出了反击薛延陀的战略部署。唐帝国一共出动了十几万兵力,在东起营州(今辽宁朝阳市)、西至凉州的数千里战线上,命兵部尚书李世勣、右卫大将军李大亮、营州都督张俭等人,分五路出击,与薛延陀拉开了决一死战的架势。

大军出征之前,李世民特地召集众将面授机宜:“薛延陀自以为强大,横穿大漠南下,行程数千里,战马定已疲瘦。凡用兵之道,见利速进,不利速退。薛延陀军队未能趁思摩不备而迅速发起攻击,在思摩退入长城之后,他们战机已失,却又没有果断撤退,他们败局已定。我已授命思摩在撤退时焚毁沿途的草场,薛延陀军队粮草日尽,在野外又劫掠不到任何东西。方才谍报人员回来,说薛延陀的战马没有草料,只好啃树皮,而且连树皮都快啃光了。你们当与思摩互为掎角,不必急于交战,等他们撤退之时,立刻发动进攻,必能大破薛延陀。”

真珠可汗眼见儿子领着二十万大军直扑漠南,虽然吓跑了阿史那思摩,却没有捞到半点好处,反而让几十万大军陷入粮秣日尽的困境,而且唐朝多路大军已经出动,要是再拖下去,自己这点老本怕是要全部赔光。无奈之下,真珠可汗只好遣使入唐,要求与东突厥和解。

和解?

说得倒轻巧,你乙失夷男把漠南当什么了?当你们家门口的草坪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没那么便宜!

李世民没有对薛延陀的使者做出任何答复。

他料定,不出十天,前线的李世勣必能传回捷报,到时候再让使者回去传话,教教乙失夷男如何做人。

乙失大度亲率三万骑兵一路猛追阿史那思摩,追到长城脚下不得不勒住了缰绳。

再往南就是唐朝的地界了,乙失大度可不敢轻举妄动。

要进进不得,要退又不甘心,乙失大度左右为难,只好派人登上长城叫骂,想把阿史那思摩逼出来。

可阿史那思摩就是龟缩着不肯出来。

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

任你口水漫天,我自岿然不动。

乙失大度站在长城脚下吹胡子瞪眼,彻底没辙。

就在此刻,远处忽然尘埃滚滚、杀声震天——李世勣率领的唐军主力到了。

乙失大度顿时倒抽了一口冷气,随即马鞭一挥,掉头就跑。李世勣亲自遴选了六千名精锐骑兵,迅速向北追击,越过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一直追到了青山(阴山山脉东段大青山)。

乙失大度跑到青山北麓的诺真水(今内蒙古艾不盖河)时,决定不再跑了。

因为经过白道川的时候,他已经和自己的主力部队会合,眼下足足有二十万人。

三万人被六千人追着跑已经够没面子了,难道二十万大军也要被六千人追着跑?乙失大度愤愤地想,那我回到薛延陀还怎么立足?

不,老子今天不跑了,就在这里和你李世勣决一雌雄。

随后,薛延陀的二十万大军在诺真水沿岸一字摆开,阵势横亘十里,刀枪林立,旌旗蔽日。看那架势,就是踩也要把唐军踩死。

六千对阵二十万,这绝对是李世勣军事生涯中少有的一场恶战。

李世勣能赢吗?

乙失大度之所以敢和唐军决战,除了兵力占据绝对优势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薛延陀通过这些年的征战,尤其是在对付突厥骑兵的过程中,逐步摸索出了一种新的战术:作战时以五人为一组,其中一人负责管理五匹马,其余四人徒步作战,而马匹主要是在战斗获胜后追击敌人用的。

换句话说,作为擅长骑兵作战的游牧部落,薛延陀已经在固有的骑兵优势基础上,着重强化了步兵的战斗力,所以当两个兵种的优势结合在一起时,仍旧固守单一骑兵战术的突厥人就远远不是他们的对手。

此刻,乙失大度正带着一脸得意的笑容注视着兵少将寡的唐军,想看看当世名将李世勣如何败在他的手中。

果不其然,当李世勣麾下的三千突厥骑兵率先对薛延陀军队发起进攻后,很快就招架不住,迅速败下阵来。乙失大度战旗一挥,薛延陀大军立刻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唐军,同时万箭齐发,唐军骑兵的战马纷纷仆倒。

李世勣果断下令士兵下马,用长矛与薛延陀士兵贴身肉搏。

这是一场血肉横飞的白刃战。

乙失大度自以为他的步兵已经很强悍了,可是在唐军面前,他这套所谓的新战术无异于班门弄斧。唐军步兵的战斗力远远超乎他的想象。尽管薛延陀人多势众,可还是抵挡不住唐军的冲锋,阵脚开始溃乱,乙失大度的指挥系统顿时有些失灵,人多的优势不但发挥不出来,反而变成了劣势。

就在这决定胜败的关键一刻,李世勣使出了杀手锏。

早已埋伏在附近的副总管薛万彻率领数千骑兵突然杀出,直冲敌军后方,专砍那些负责管理马匹的士兵。薛延陀军没料到唐军会来这一手,那些牵马的士卒顿时抱着脑袋各自逃命,受惊的战马无人看管,四散逃奔。

前方的步兵回头一看,集体傻眼。

那些战马不但是战胜时追击敌人用的,也是战败时逃命用的。更何况,现在时值严冬,他们又是在远离薛延陀千里之遥的地方作战,无论此战胜负,他们都不可能留在漠南地区过冬,可眼下战马都跑光了,他们如何回去?总不能用两条腿走回郁督军山吧?

所以战马就是他们的命根子,没了战马,他们死定了。

在这种心态下,薛延陀军的士气一落千丈,人人无心恋战,二十万人瞬间变成了二十万只无头苍蝇。乙失大度知道大势已去,立刻掉头而逃。主帅一跑,薛延陀军兵败如山倒。唐军乘胜追击,砍杀三千余人,生擒五万余人,大获全胜。

屋漏偏逢连夜雨,乙失大度率残部穿越大沙漠时,又碰上了暴风雪,结果又有大部分士兵与马匹活活冻死。

等到乙失大度狼狈不堪地回到薛延陀时,二十万大军只剩下不到两万。

诺真水一战,大唐名将李世勣以六千破二十万,而且生擒五万,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又一个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同时也在他那辉煌的名将征途上又书写了传奇的一页。

贞观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李世勣的捷报传回长安。与薛延陀使者入唐要求和解,时隔仅仅五天。

李世民笑了。

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就在薛延陀使者灰溜溜地打点行囊,准备返回漠北的时候,李世民又特意召见了他,说:“吾约汝与突厥以大漠为界,有相侵者,我则讨之。汝自恃其强,逾漠攻突厥。李世勣所将才数千骑耳,汝已狼狈如此!归语可汗:凡举措利害,可善择其宜。”(《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回去告诉你们可汗:要做一件事之前,最好先动动脑子!

不知道薛延陀使者把这句话转告真珠可汗的时候,他老人家会做何感想?

不管他有什么想法,反正这次老本是赔光了——将近二十万铁勒将士啊,外加与之数量相等的战马,就这样埋骨黄沙,有去无回了。

乙失夷男仰望苍天,无语凝噎。

这就叫血的教训。

可是,薛延陀会汲取诺真水惨败的教训吗?

【天可汗悔婚:薛延陀的末日】

诺真水惨败后,薛延陀的真珠可汗锐气尽失。

他决定夹起尾巴做人,向唐朝臣服。

起码在薛延陀恢复元气之前,乙失夷男绝不敢再与唐帝国为敌。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九月,真珠可汗派遣他的叔父入唐,献上三千匹良马、三万八千张貂皮和一面稀有的玛瑙镜,请求与唐王朝和亲。李世民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是要以武力征服薛延陀,还是要与之和亲?”房玄龄说:“中国新定,兵凶战危,还是和亲比较有利。”李世民遂同意与薛延陀和亲。

随后,李世民遣使赴薛延陀,答应将大唐的新兴公主许配给真珠可汗,但是有一个条件,薛延陀必须释放一个人——契毖何力。

这个曾经在吐谷浑战争中千里追击伏允可汗、为大唐立下赫赫战功的勇将,怎么会落到真珠可汗手里呢?

契毖何力是铁勒族契苾部落的人,东突厥败亡后,与母亲、弟弟率千余部众归降唐朝,任左领军将军,在大唐征服吐谷浑和高昌的战争中屡建战功,深受唐太宗李世民赏识。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年初,被安置在凉州的契苾部落有异动迹象,李世民遂命契毖何力前往凉州探望他母亲和弟弟,同时安抚其部落。

没想到契毖何力抵达凉州后,契苾部落已经决定叛逃薛延陀,而且他的母亲和弟弟(时任贺兰都督)早已先行离开凉州,逃到了薛延陀。何力大为震惊:“主上对我们恩重如山,为何突然反叛?”族人要挟说:“老夫人和都督都已经走了,你怎么能不走?”何力坚决不从,说:“我弟弟孝顺母亲,我忠于君王,绝不跟你们走。”

族人一听,不由分说就把他绑了,强行押往薛延陀。

到达真珠可汗大帐前的时候,桀骜不驯的契毖何力突然拔出佩刀,向东高呼:“大唐烈士岂能在此贼帐之中受辱?我之忠心,天地日月可鉴!”说完一刀割下自己的左耳,以表誓死不降之心。真珠可汗勃然大怒,准备把他砍了,后来可汗夫人劝解,真珠可汗才悻悻作罢,把契毖何力关了起来。

契苾部落叛逃,朝野哗然,群臣纷纷传言是契毖何力带的头。李世民说:“这绝对不是何力的主意。”有人阴阳怪气地说:“蛮夷就是蛮夷,臭气相投,契毖何力到了薛延陀,岂不是如鱼得水了!”

李世民脸色一沉:“大谬不然!何力忠肝义胆,心如铁石,必不叛我!”

薛延陀的和亲使者来到长安后,李世民详细询问了契毖何力的情况,听到他自割左耳一事,李世民不禁泣下,对左右说:“听见了吧?何力是你们所想象的那样吗?”

随后,李世民便以和亲为条件,命薛延陀放回了契毖何力。为了表彰他的坚贞和忠义,李世民将他提拔为右骁卫大将军。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六月,按照预定的和亲协议,薛延陀遣使入唐,向唐太宗呈上了和亲的聘礼目录:马五万匹,牛和骆驼各一万头,羊十万头。

这份聘礼绝对够厚重,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薛延陀与大唐的和亲就算成了。

可意外还是出现了。

因为有人坚决反对此次和亲。

他就是契毖何力。

薛延陀暗中策反契苾部落一事,让李世民颇有几分不悦。所以他实际上对这门亲事也已心生悔意,只是天子金口玉言,实在不好轻易反悔。李世民有些为难地说:“我既然已经答应了,身为天子,岂可食言?”

契毖何力反正是铁定了心要搅黄这门婚事,所以早就想好了对策:“臣不是让陛下一口回绝,而是故意迁延,命夷男亲自到大唐迎亲,就算不来长安,起码也要到灵州(今宁夏宁武市)。夷男必定不敢来,到时就名正言顺地把这门亲事推掉。夷男生性刚愎暴戾,大唐一旦不与其和亲,其号召力自然减弱,部众必怀二心。而且臣斗胆估计,夷男已经年老,也没有几年好活了,只要他一死,两个儿子争位,其国必乱,到时候陛下便可坐而制之!”

李世民一想,有道理,于是依计而行。

可是,出乎李世民和契毖何力意料的是——乙失夷男居然来了。

他不顾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毅然带上他的聘礼——几十万头牲畜,一路浩浩荡荡直奔灵州而来。

这回,他也是铁定了心要把唐朝公主娶到手。

眼看契毖何力的计策失灵,李世民也有点头大,没想到乙失夷男这老匹夫这么有勇气。如果他如期抵达灵州,李世民也只能硬着头皮把公主嫁了。

然而,谁也没想到,乙失夷男的运气实在是太背了。由于薛延陀距灵州有数千里之遥,所经之地又多为沙漠戈壁,所以尽管他一路紧赶慢赶,恨不得插上一双翅膀,可赶到灵州的时候,还是错过了约定的时间,而且更惨的是——他的几十万头牲畜因为缺乏草料而饿死了将近一半。

李世民总算找到了借口,于是忙不迭地下诏拒绝了这桩婚事。

乙失夷男也只好自认倒霉,带着一肚子委屈和怨气打道回府。

堂堂天可汗居然食言悔婚?

此事顿时在朝中激起轩然大波。

时任谏议大夫的褚遂良立即上疏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天子既然已经许婚,就不应“一朝生进退之意,有改悔之心”,此举实在是“所顾甚少,所失殊多”,其不良后果就是“彼国蓄见欺之怒,此民怀负约之惭”,而“嫌隙既生,必构边患”!他最后说:“陛下君临天下十七载,以仁恩结庶类,以信义抚戎夷,天下莫不欣然,可惜的是为何不能有始有终呢?更何况漠北的夷狄部落数不胜数,中国岂能尽而诛之?臣以为,应当怀之以德,使为恶者在夷不在华,失信者在彼不在此!”

此外,群臣也纷纷表示:“国家既许其婚,受其聘币,不可失信戎狄,更生边患。”(《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可在李世民看来,这些看法通通是书生之见、迂阔之谈。为此,他很不客气地给群臣上了一堂“国际政治”课。

“诸卿只知古代而不知当今形势。汉初匈奴强、中国弱,所以采用和亲政策,这在当时是正确的。可如今中国强大,戎狄弱小,以我步兵一千,可击破胡骑数万。薛延陀之所以向我们匍匐叩首,不敢骄慢,只不过是想借中国之势威服周边部落罢了。倘若同罗、仆骨、回纥等十几个部落联手进攻,薛延陀必定破灭。这些部落之所以不敢发动,是因为真珠可汗是中国册封的。如今再把公主嫁过去,乙失夷男自恃为大唐之婿,其他部落谁敢不服?戎狄人面兽心,一旦微不得意,必然反咬一口,成为大唐的祸害。如今我拒绝和亲,其他部落知道他被大唐抛弃,用不了多少时日,就会把他的汗国瓜分一空。诸卿走着瞧!”

这次和亲失败让乙失夷男顿感颜面扫地。

没想到自己一张热脸居然贴到了唐朝的冷屁股上,乙失夷男又羞又恼,一腔愤怒无从发泄,只好找东突厥出气。当然,他不敢再像上次那样兴师动众了,而是不断派出小股部队对东突厥进行骚扰。

阿史那思摩本来就不想当这个可汗,如今面对薛延陀的骚扰更是束手无策,只好上疏太宗,要求南渡黄河,迁往河套地区。

李世民知道阿史那思摩镇不住他的手下,只好同意。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十二月,光杆司令阿史那思摩灰溜溜地回到了长安。李世民给了他一个右武卫将军的职务,以示安慰。

至此,由唐帝国一意扶持、大力重建的东突厥汗国再度宣告解体。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不顾文武百官的极力反对,御驾亲征高丽,乙失夷男马上遣使入唐,表面上说是来朝贡,实则是来刺探虚实。李世民很清楚夷男在想什么,对他的使者说:“回去告诉你们可汗,如今我父子东征高丽,要是他觉得有能力乘虚而入的话,叫他赶快来!”

乙失夷男一听天可汗这话味道不对,赶紧再次遣使到长安谢罪,还说要出兵帮助唐朝打高丽。李世民一摆手:出兵就免了,叫你们可汗自重就行。

唐军开始攻打高丽后,高丽执政官泉盖苏文派人游说薛延陀,让他们南下进攻长安,并以厚礼相诱。乙失夷男鉴于诺真水的惨败,又想起李世民的警告,最后还是拒绝了高丽的游说。

这一年九月,乙失夷男病卒。他一死,薛延陀的灾难就来了。

因为一切就像契毖何力当初预测的那样,他的两个儿子果然为了争夺汗位大打出手,结果嫡出的小儿子杀了庶出的长子,自立为多弥可汗。

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多弥可汗显然就是这么一只牛犊。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兵攻打唐朝。乙失夷男苦心孤诣维持了好些年的和平局面,就这么被他儿子一朝打破了。

而薛延陀的末日也随之降临。

多弥可汗自以为唐帝国正对高丽用兵,所以有机可乘。可他错了,李世民早在出征高丽之前,就已命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率部驻扎在夏州(今陕西靖边县北白城子)的北面,专门防备薛延陀。现在听说薛延陀来犯,李世民又命左武候中郎将田仁会率部驰援。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年底,多弥可汗亲率大军入侵河套地区。执失思力故意以老弱残兵诱敌深入,然后在夏州境内与田仁会部左右夹击,大败薛延陀军,并且一直向北追击了六百余里,直到将其打回漠北,才班师凯旋。

第一次出兵就狼狈而回,年轻气盛的多弥可汗大为不甘,没几天就再度集结大军卷土重来。此时李世民已从高丽退兵,闻讯立即派遣李道宗镇朔州,薛万彻、阿史那·社尔镇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宋君明镇灵州,执失思力镇夏州。

多弥可汗没想到唐军的反应速度如此之快,见对手已经严阵以待,不敢贸然进攻,可又不甘心退兵,于是就在夏州北面与唐军对峙。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春,唐军经过一个冬天的休整之后,开始对薛延陀军发起猛烈进攻,再次将其击破,俘虏了两千余人。

经过这么多次打击,多弥可汗总算领教了唐军的厉害,当即丢下他的大军,轻骑逃遁。

看见这个年轻的可汗如此不堪一击,并且如此贪生怕死,薛延陀国内顿时人心思变,辖下的各个部族开始蠢蠢欲动。

多弥可汗为了稳定政局,于是大力清除前朝旧臣,培植个人势力。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这么做无异于加速自己的灭亡。薛延陀朝野更是人心惶惶,回纥酋长随即联合仆骨、同罗等部落一起发动兵变。多弥可汗又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薛延陀顿时陷入空前的混乱状态。

一切就跟当年的东突厥一样,薛延陀亡国的征兆已经彻底显露。

贞观二十年六月,天可汗果断地出手了。

李世民任命江夏王李道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等人数路并进,大举北伐;同时又征调薛延陀东边的乌罗护、靺鞨两部落,命他们出其不意,从东面攻入薛延陀。

在如此泰山压顶般的致命打击面前,多弥可汗又岂是唐军的对手。少数仍然忠于他的军队稍微抵抗之后便纷纷溃散,薛延陀举国震恐。

多弥可汗迅速丧失了对局势的掌控,随即带着数千骑兵准备投奔其他部落,却在半道上被回纥骑兵截住。多弥的脑袋很快就被砍了下来,其领地被回纥部落全部占据,宗族也被屠杀殆尽。

多弥一死,薛延陀各部落一边大打出手,互相攻击,一边争先恐后地遣使归唐。多弥可汗的旧部尚有七万余人,共推真珠可汗的侄子咄摩支为首领,随后自动削除可汗之号,并遣使奉表向唐朝称臣,请求回到其旧地郁督军山之北。

此次北伐,唐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征服了薛延陀,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置咄摩支这支残余的薛延陀势力。

李世民针对这个问题举行了廷议。廷议的结果,群臣普遍认为:假如保留咄摩支这个势力,恐怕日后又会坐大,遗患无穷。与此同时,原来臣属于薛延陀的铁勒九部听说咄摩支又要回郁督军山,无不担心其死灰复燃,也是极力反对。

在此情况下,李世民当然没有理由再留着这条尾巴了。他随即派遣李世勣前往漠北,会同铁勒九部一起解决这个问题。李世勣临行前,李世民给了他一个八字方针——“降则抚之,叛则讨之”。

李世勣抵达郁督军山后,咄摩支部下的一个酋长随即率部投降。可咄摩支却率众逃进了郁督军山南麓的荒谷中,既不抵抗,也不投降。李世勣先礼后兵,派通事舍人萧嗣业前往招降,咄摩支意识到薛延陀已经没有复国之望,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终于还是向萧嗣业投降。

但是,他的部众仍有三万多人不肯放下武器。李世勣随即命令军队发起进攻。

这一战当然没有任何悬念。尽管薛延陀这支最后的武装力量依旧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在被唐军砍下五千颗首级之后,余下的三万人再也没有斗志了,全部缴械投降。